1989六四已经过去28年了。开始阶段是六四学运,后来发展成六四民运,最终以六四屠杀和秋后算账终结。六四成了中共政府和人民心中永远的痛。人们对六四的回忆更多的不是兴奋,自豪,而是愤怒,遗憾和悔恨的交织。所以很多经历者和后来人不愿意再提起它,宁愿选择遗忘。 六四运动的最终失败,不应成为沮丧的理由。过去的失败不仅是将来的成功之母,还是实实在在的整体成功的开始和部分的成功。所以应该反思六四的历史得失,这样才更有意义。 缓露锋芒拉长时间 89六四学运之前就有了八六学潮。这个开始于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波及全国的学潮前后共持续了27天,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之前就结束了。另外开始就“要求进行民主选举”过早锋芒毕露。而虽然六四学运开始游行时,报导说有人喊“打到共产党”的口号,但似乎很快就被纠正了。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缓露锋芒,因此始终没有让中共抓住镇压的把柄,没有过度激怒中共,所以成功地延续了几个月,形成了运动,也逐渐传达到了全国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基本避免了在充分宣传自己之前被扼杀在摇篮中。 联合各阶层统一战线 毛泽东总结过中共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要与中共较量,则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六四时的学生们更像是童话《皇帝的新装》里的纯真的孩子。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和反右,初生牛犊不知虎的残忍。他们道破了皇帝的虚荣和假象,并无能力(或许也无意)根本纠正中共的制度性问题,很多人也没有考虑到治标也治本的问题。而当时他们的执着坚持最终却唤醒和激发了各阶层的力量。虽然秀才造反可能十年不成,秀才却可唤醒民众。这个被唤起的统一战线还不能算真正的统一战线,它没有形成有效的统一指挥和调动的领导力量。当时学联领导层本身合法性的争执就是一个例证。大家目的的差异和行动上的不一致,形成一些散乱,容易被离间。如何求大同存小异,多结友少树敌值得深思。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共的第二大法宝是武装斗争,即牢牢掌控军队的力量。为了保护自己,确保最后的胜利和已经取得的成果,军队对学生来说同等重要。听说学生有派人到一些部队里动员和寻求军队的中立乃至支持,但是效果不大。最后没有达到学生们散发的传单所说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最后全国人民都站在学生一边了,只差军队了,还是功就亏在这一篑了。 借力党内派系斗争 中共搞支部建在连上,党的统一领导,我们就自然要注意利用其党内派系的争斗。党内的派系可以是由于争权夺利而形成的,也可能是由于不同政见形成的。党内高度团结一致时,民间反对力量通常少有机会。六四的成功,能坚持很长时间,党内的力量的分歧造成的犹豫绝对是重要因素。六四运动可以说是党内赵紫阳和邓小平的路线斗争的反映。可惜六四学生没有做到与党内斗争中有利于自己的一派协调一致,反而被认为促使了党内改革派的过早失势。 借力党内派系争斗时,往往到了党的生死关头,根本利益关头,几乎所有党内大佬都会发现他们是绑在一条船上,这时他们会放下纷争,一致对外。通过党内一派打倒另一派而彻底改变中共的希望往往会落空,到头来可能只是改届换代。民主运动的结果不也有可能只落得改朝换代的结果?民运需要有一个自己高度组织性的党派或联盟的领导,否则看见一些胜利的曙光时,反而不知下一步所措了。 宣传手段行之有效 总之,与中共的三大法宝相对应,民运要有自己的一套:发动群众和统一战线,游说军队将领,借力党内派系斗争,建立组织性强的领导机构。这一切都需要一个有效的宣传和教育手段。控制宣传机器,洗脑加封锁信息是中共的又一大法宝。六四学运成功的发展成六四民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的媒体和舆论工具在很长时间内倒向了学生一边,学生的绝食,反官倒反贪官的诉求通过党的媒体得以逐渐在全国范围传播开来,影响达到社会底层,军队官兵和党内正义力量。六四屠杀后的舆论工具全部被邓小平夺回,舆论又倒向政府一边,确保了政府很快平息残存抵抗势力。 历史契机不可强求 如果你相信天意,或相信历史有契机的话,89六四没有达到最终目的也是天意。我们需要接受天意和面对现实。如果当时学生和民众采取了退出天安门,保存一定实力,避免大规模流血,也不失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在发动工人农民,说服军方,激励党内改革派不尽人意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承认历史时机还不成熟,见好就收,卧薪尝胆,等待下一个历史契机。不成功则成仁不总是明智的抉择。一个懂得审时度势的革命者的行动应该有利有节。主动把当前的行动暂告一段落,可能是一个正确的战略。革命不是简单的不怕死,而是死得其所。重要的是如何成功,一个推迟的成功好过一个无谓的失败。我们很多时候不得不先顺其自然。 |
GMT-5, 2024-12-21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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