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刘晓波命在旦夕

胡佳前妻曾金燕今天在推特上发布一张刘晓波近照。

纽约 — 刘晓波被诊断为肝癌晚期的突发消息引起各方强烈反响。来自家属的最新消息说，他生命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中国当局依然以病情严重、家属同意为由拒绝刘晓波出国治疗，但其他消息来源证实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已经向中国当局表达了希望出国的要求，也有报道称他的病情允许他出国，甚至有报道说，习近平访港回国后有可能改变之前不允许刘晓波出国的决定。
多个人权团体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保刘晓波生命最后一程获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有刘晓波的朋友指当局对刘晓波的迫害纯属慢性政治谋杀。
他的时间已经不多
星期四，刘晓波的一位亲属在给路透社的短信中说，“他的身体情况不太好，肝硬化已经转为腹水。看上去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中国当局仍严控刘晓波消息外传，打压传递消息的人，以至于上述两个消息来源，包括传递消息的人，都不敢暴露姓名。
同一天，中国当局告诉美国、德国和欧盟外交官，刘晓波的病情不允许他到国外接受治疗，他家属同意他就地治疗。
但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告诉路透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已经告诉中国当局，她希望丈夫到国外治疗。刘霞4月份两封手书经由旅德著名作家廖亦武已经公开，明确表达了他们夫妻希望出国的愿望。
与此同时，香港电台的消息称，刘晓波肝脏肿瘤并没有出现之前传说的已经破裂，“他本人神智清醒，没有昏迷，能够进食。” 消息引述法新社的说法，“昨天刘晓波的多名亲属都表示，刘晓波希望离开中国，到外国去治疗。”
该报道还说，“刘晓波的汉学家朋友白夏介绍，刘晓波的律师长期以来以他患有慢性肝病为由，要求当局批准他保外就医，但都未获准。”
求习近平发怜悯之心
星期四，美国笔会（Pen America）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要求习近平保证刘晓波在接受治疗期间获得不受限制的自由。公开信说，许多笔会同人一直视刘晓波为“珍贵的同事和朋友；他病重的消息让我们心碎，我们希望你显示对他的怜悯之情。”
公开信说，“我们呼吁你以人道理由确保刘晓波被允许在他保外就医期间不受限制地接触朋友、家庭和其他人，并撤销对刘霞的软禁。”公开信还要求习近平给予刘晓波能获得不受限制地选择治疗方案的机会。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6月26日发布的声明说，“监狱当局怎么可能早前不知道刘晓波的身体状况？怎么可能之前没有任何症状，然后突然就被诊断到了癌症晚期了呢？”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说，这一切也许是蓄意的，“对此，我们不能沉默袖手旁观，必须要追究中国当局的责任。”
人权观察6月30日的声明敦促中国停止对病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限制，停止对刘晓波家属朋友的骚扰。声明说，中国政府应立即撤销所有对刘晓波、他妻子刘霞的限制，他们应该能够到任何他们愿意去的地方治疗，并能不受任何限制地与家人、朋友和外国外交官接触。
人权观察中国主任理查森说，从刘晓波被错误监禁到被转移到医院后的治疗，“习近平已经表现出了对刘晓波生命令人惊讶的轻蔑。”她说，“习近平如果允许刘晓波和他妻子得到他们希望的自由，仍可减轻一些对他声誉的伤害。”
明镜：习近平可能批准刘晓波出国
星期五，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在“点点今天事”节目中说，国际社会希望派医疗队到中国去为刘晓波会诊，中国政府也表示愿意由政府出面来邀请外国专家，而且过去几天已经从上海、北京等地请了一些西方肿瘤专家帮助刘晓波诊治，但是问题居然出在没有刘晓波的病例，因为“当局至今仍没有把刘晓波的病例交给他本人或他的家属。”
何频说，中国官员继续以秘密方式对刘晓波进行治疗，“他们甚至不敢把真实情况向上汇报”，但他说，习近平在访港时已经听到了有关呼声，“但他对此事的细节不甚了了，回北京后他有可能会纠正之前做出的不准出国治疗的决定。”
何频表示，在15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签名呼吁救援刘晓波的公开信上，华人得主崔琦、朱棣文、高锟、李远哲、高行健已经签名；还未签名的有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莫言和屠呦呦。他说“历史已经记录在案。希望他们尽快补上。”
刘晓波2008年因起草主张中国走宪政民主道路的《零八宪章》于2009年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2010年10月8日，他在狱中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政府拒绝让他或其家属前往奥斯陆领奖，相反对他的妻子刘霞实行全天候监视居住。
这是慢性政治谋杀
北京之春杂志社荣誉主编、中国民运政论家胡平在上周的一个讨论会上说，中国当局对待刘晓波的行为是“慢性政治谋杀”。他说，当务之急是让刘晓波到国外治疗，“尽管中国有很多好的医院好的医生，但中国有个非常邪恶的坏政府！”
胡平说，中国当局对刘晓波的迫害非常残酷，“包括对他的家人，妻子刘霞被于世隔绝这么多年，陷入深度忧郁症，他的妻弟被以莫须有罪名判11年徒刑，他的岳父母都是在这段期间过世，显然是为了向刘晓波本人施压，包括对他的身体的摧残。”
而这一切之所以都发生在刘晓波和他的家属身上，原因就是中国当局深知刘晓波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意义。胡平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他就成了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道德象征，可以想象中共当局非常害怕，不愿意这个道德象征的存在。”
刘晓波这位中国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怎么炼成的呢？三年前在纽约的一个小型讨论会上，他的朋友们在思考、在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刘晓波的获奖绝非偶然，他具备了其他中国的反对派领袖所没有的一些特质：
坚持立足国内、对自己的错误持忏悔态度、《零八宪章》的灵魂人物地位、承受苦难的意识，加上他在文学、哲学等方面的学养和才气，所有这些集中在刘晓波一人身上，形成了他与众不同的特质。
八九前的重大决定
刘晓波曾于1989和1993年两次到过纽约，特别是前一次，在他从一个文学批评家转变为有抱负的政治异议人士上尤显重要。
1989年，刘晓波完成了挪威奥斯陆大学的访问学者研究后来到美国，当年3月来到纽约，当时他是来搞文学批评的，拎着一箱子自己的著作作为“敲门砖”。他参观美术展，逛百老汇，买皮夹克。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说，但是，在1989年“六四”返回中国前，刘晓波实现了一个转变：“他对政治的兴趣严重地覆盖了文学和其它方面。”贝岭说：“八九之前他已经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走入政治。”
正当刘晓波准备接任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主编职位、犹豫着要不要办政治庇护的时候，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了，他毫不犹豫地立即决定回国。旅美学者冯胜平回忆，当时大家都很激动，包括刘晓波在内，有5个人决定立刻回国， “结果真正到了走的时候呢，四个人以各种理由都不走了，只有晓波一人走了。”
曾在美洲华侨日报任编辑的王渝回忆道，“我们都劝他不要回去，担心他的安全，那他觉得这是一种责任，这个时候一定要回去。他倒没有讲要去领导这场运动，他的讲法是他真的没有想到这群年轻人这么可爱，做了这样的事，他要回去跟他们在一起。”
2014年1月的一个星期六，一些曾在纽约与刘晓波有过接触的朋友，在《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家聚会。座谈会的题目是“刘晓波在纽约——1989、1993”。
1993年，刘晓波在纽约只呆了几天。当时他应邀到澳大利亚访问，然后到美国接受文献纪录片《天安门》制作者的采访，并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对“八九民运”作了批判性反思，引起海内外异议人士很大争议。那次，刘晓波再次谢绝了海外一些朋友要他留下避难的建议，返回中国。
在此之前，刘晓波有过一段颇受争议的经历。“六四”镇压后他被捕入狱，写过悔过书，还以“证人”身份说过“天安门没有死人”的话，被官方利用来掩盖屠杀。
他反反复复地忏悔
那年，胡平和刘晓波的好友陈军，陪刘晓波去波士顿接受《天安门》制作人卡玛的采访，一路上他一直在谈他“六四”后那些备受批评的事情。胡平说：“他老那么说，就说明他希望留个好的记录，他不希望有个不好的东西。而他自己不能回避这件事情，因为大部分人都采取回避态度。”
出狱后，刘晓波被负罪感困扰，一直寻求为“六四”难属做些什么。世界日报资深记者曾慧燕说，“六四”十六周年时，他写了一首祭诗献给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面对你的亡灵，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已故自由派知识分子许良英至死都没有原谅刘晓波，刘晓波则在文章中反反复复地向他忏悔，期盼老人的宽恕和原谅。
80年代，刘晓波以一匹文坛黑马出现，自视甚高，个性桀骜不驯；在学术上，他最愿意做的事就是“修理”权威。“六四”出狱后，他为忏悔自己的错误，不断赎罪，甚至祈求不能理解他的人宽恕和原谅他，前后对比，判若两人。贝岭说：“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在他一生里面如此强迫地要改变自己所有过去曾经有过的东西，这个转型里面让我看到那么不自然又那么努力。”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对他的争议并未减弱，最具争议的也许就是他的“无敌论”。2009年12月23日，在被定罪前，他在狱中发表了《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一文，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遭遇看待国家发展和社会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贝岭说，至今仍有他昔日的朋友称他为“装逼”，但他的好友认为那是不理解他。
陈军认为刘晓波的“无敌论”有三层意思：“当时我们就讨论过怎么超越，就是说，你反抗你的被反抗者你怎么不沾染他身上的问题。就是说，你不是我的敌人，我只是顺便反对你，但是你不是我的人生目标；第二，可能是一种政治策略；第三，也许是信仰。我个人觉得，这三种的混合是最有可能的。”
他是当之无愧的领袖
刘晓波在《零八宪章》中的灵魂地位，以及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从某种程度上可能都是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因素。不过，胡平认为，刘晓波在国内20多年的坚持，以及他与各领域反对派人士的良好关系，证明了他的领袖作用是当之无愧的：
“因为我老跟他联系，我很清楚，我们要做什么事就找他，你找到他就把什么事情都找起来了，没有他，你发现就找不着人了。党内的包括像鲍彤，还有胡绩伟，要买他的账；知识界的那些人、艺术界的那些人也买他的帐；异议人士、老民运人士都认他，所以他出头就能搞得起来。”
从受难意识的角度来看，刘晓波具有一般中国知识分子所没有的既能负重又能忍辱的特质。他与刘霞的患难爱情已经成为一段佳话。陈军说，牢狱生涯正把刘晓波塑造成一个目前中国无人能企及的反对派政治或精神领袖：“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在监狱里这样坐下来，11年坐下来，我们已经看到，他一点不比曼德拉、昂山素季差，只是说，中国有没有人用我们认为的那个比较有洞察力的方法把他描述出来。”
旅居纽约的网络活跃人士北风说，2010年诺贝尔和平被授予刘晓波，其本身作为一个群体的符号意义和代表意义，远重于他个人身上的特质。在北风看来，这是对二、三十年来这个群体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种肯定：“我更愿意把它看为是对一个整体的褒奖。”
鉴于刘晓波病情的严重，中国政府态度的傲慢，刘晓波命运危在旦夕。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星期五在推特上写道：“如果刘晓波在不自由的状态下离世，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地址就必定改为‘刘晓波广场1号’”。这一命名动议被上届美国总统奥巴马否决。杨建利表示，不光他的团队，全世界都在做着抢救刘晓波的工作。

VOA 2017.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