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能否彻底“去中国化”？

河内的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也是越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美国之音朱诺拍摄，2017年4月5日）

时隔6年，再次来到越南，我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了解越南近现代“去中国化”的脉络及其影响。
即使作为一名普通的观光游客，浮光掠影地四下走走，你也会轻易感受到越南曾经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之深广：街头老建筑上的汉字门匾，寺庙廊柱上对仗工整的楹联，公园里最受人们喜爱的休闲游戏是“楚河汉界”的中国象棋，婚礼庆典上家家必挂的红双喜，升学考试前或大学毕业季，学子们祈求保佑或庆祝留影的首选地是有着浓郁中国特色的孔庙……


河内的一处佛教寺庙，寺庙的名称和楹联已经由拉丁化的越南文字替代了过去的汉字。（美国之音朱诺拍摄，2017年4月4日）

然而，深入观察之后你会发现，越南“去中国化”的痕迹也比比皆是：一些寺庙的汉字名称被拉丁化的越南“国语”字母覆盖，甚至有些地方的楹联都已经“拉丁化”，从上至下书写的拉丁字对联给人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在越南的博物馆里，对于抗法、抗美等近代战争的描述中，几乎只字不提来自中国的援助；街头到处是以“越南制造”、“日本制造”、“韩国制造”、“美国制造”、甚至“加拿大制造”为店名的专卖店，却看不到一家标名“中国制造”的商家牌子，尽管中国已经是越南最大的商品进口国。
关于越南“去中国化”的系统性研究著作并不多见，在我能找到的几篇论述文章中，作者们对于越南“去中国化”的起源和发展莫衷一是，对于其动机的分析也略显简单。而这，也正是促使我前来越南一探究竟的原因。
越南文字“拉丁化”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一书中曾经写道：“博物馆和博物馆化的想象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性”。我一直以为，若想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若想了解一个国家如何引导国民看待自己的历史，参观一下这个国家的历史博物馆是最好的方式。
河内的“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是一座具有鲜明殖民地特色的法式建筑，这里曾经是著名的“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EFEO）”的考古研究所。这所学院对东南亚、东亚和南亚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其中最具口碑的是对柬埔寨吴哥窟的研究和对远东汉学以及敦煌学的研究成果。法国远东学院还曾发明过一套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文字，一度在法语和其他拉丁语国家被广泛应用。
远东学院设计这套拼音字母的初衷大概和16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发明拉丁化越南语文字没有什么两样，就是为了方便西方人学习汉语或越南语，方便传教和日常沟通。不过，随着越南全境沦为法国殖民地，而中国并未被彻底殖民，这两种拉丁化的文字便有了不同的命运。在中国官方推广的汉语拼音成为联合国承认的国际标准拼音之后，远东学院的汉语拼音与英国人的威妥玛式拼音以及其他几种拼音一样，渐渐失去了其国际地位，不再被人使用。而法国殖民者于19世纪大力推进拉丁化越南文（国语字）的使用，渐渐使之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官方文字。法国人这么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越南的精英阶层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割断越南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所以，一些学者将法国统治期间越南文字的拉丁化作为越南“去中国化”的开始。
不过，即使在殖民时期，汉字和喃字（在汉字基础上越南化的文字）也并未从越南人的生活中完全消失，在很多领域中，汉字与国语字是并用的。汉字完全被取代是在1945年胡志明领导的北越政权建立后，成为了官方推广的“扫盲运动”的牺牲品。越南政府对外宣称，之所以推广国语字而不是汉字，是因为拉丁化的国语简单易学。然而，实际上，无论是当年越共的领导层还是越南社会的精英人士都十分清楚，彻底摆脱中国几千年来的影响，废除汉字是“去中国化”的核心步骤。
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叙事
河内的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内，文字介绍和实物解说大多由越南文和英文组成，少数“敏感内容”则只有越南文介绍。尽管这些注释所使用的文字中没有中文，但馆中展示的很多历史文献和实物都是以汉字呈现的，尤其是古代史部分。
按照中国史学界的说法，越南的历史可以粗略地分为五个时期：1，史前和传说时期；2，北属时期，即越南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那段时期，从秦将赵佗平定百越并在今广东番禺建立南越国开始，到公元938年五代十国时越南吴权击败南汉军队建立独立的吴朝为止；3，独立国家时期，从938年到1884年法国全面殖民越南为止，这一时期，越南一直是中国历届王朝的藩属国，其间包括明朝将越南收归明属的20年；4，法国殖民时期；5，二战后再独立时期。
历史的记录由于叙事主体的不同而相异，这并不难理解。在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中，上述的第一个时期以东山文化为代表被大书特书，而第二个时期被一笔带过。实际上，仅有的关于第二个时期的介绍，是一张贯穿这一时期的“抗击侵略者”图表，表中全部是越南文。不过，仔细阅读，可以从中看出一些“敏感内容”：抗击东汉、抗击两晋、抗击南朝、抗击唐军，等等。这些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中被定义为“地方民变”或“作乱”的历史事件，在这里统统被视为“抵抗外族侵略者”的义举。
博物馆对第三个时期的介绍颇为详细，但其叙事的主线没有变，贯穿着抗宋、抗元、抗明、抗清等“抗击北方侵略者”的主题，而只字未提宗主和藩属的关系。其中比较有趣的一段是关于那20年明属时期，按照越南后黎朝的官方史书《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明朝初年，越南陈朝出现外戚胡氏篡权的事件，明朝派兵南下主持公道，灭掉胡氏后，“明诏遍求陈氏子孙立为国王。官吏耆老人等累称为胡氏灭尽，无可继承陈后，请安南国本交州，愿复古郡县，与民更新。”意思是，当地“官吏耆老”告知，陈氏王族已经被赶尽杀绝，没有后人了，要求明朝收回安南国（越南）的称号，恢复从前中原王朝的“郡县”待遇。这段历史，在越南国家博物馆中也被以“明朝入侵，犯下滔天罪行”来介绍的。
自诩“中华正统”
尽管历史博物馆中的叙事充斥着“抗北”情绪，但是，从展览所呈现的越南历史脉络中，很难说历代越南王朝有一个主动“去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在蒙元、满清入主中原的时代，越南王朝的文书中曾将北方统治者称为“蒙鞑”，“清夷”，而自诩为“中华正统”。在展厅中一份越南末代阮氏王朝的皇帝册封一位抗清将领的锦缎诏书中，竟有“建功万里壮长城”的字样。
封建时代晚期，越南致力于领土扩张，逐步占领了湄公河三角洲原属柬埔寨的大片土地。在强制同化高棉人的过程中，越南更是强迫“高蛮”（高棉人）穿汉服、习汉字，阮朝的官方史书《大南实录》记载：“……耳濡目染，渐入汉风；若加之政教，用夏变夷，想不出数十年，可使与汉民无异。”在这里，阮氏王朝以“汉”、“夏”、“汉民”自称，彰显自己是中华文化的嫡系正统。
历史专栏作家郭晔旻曾在澎湃新闻网的“私家历史”频道撰文描述越南封建王朝的治国之道：“以边藩自立的大越国尽管远离中原王朝统治的中心，却全方位模仿和移植了中国文化、经济、政治制度。李朝（1010-1225年）的官制分文武两班，各九品，地方有知府、判府、知州，中央还有太师、太傅、太尉、太保的重职。李朝建立之初就修文庙以供奉孔子和周公，师法唐宋的科举制度……”
这种复制中国制度的方式一直延续到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前夕。1000多年的直属统治，再加上900多年的全方位移植，越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比朝鲜、日本要深广得多）。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这样论述：“虽然统治河内和顺化（阮氏王朝的首都）的王朝数世纪以来都能捍卫其独立不受北京侵犯，他们终究还是通过刻意模仿中国人的官僚集团来进行统治。国家机关经由以儒家经典为主题的笔试‘科举’来甄拔人才；王朝的文书是以汉字书写的；而在文化上，统治阶级中国化的程度也很深。”
安德森随后分析道，1895年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的孙中山等人的著作传入越南，使得“越南与中国间的长期关系更带上了不受（殖民政府）欢迎的性质”，因此，科举制度于1915年左右被废止，代之以法语为主的殖民地教育体系。此外，拉丁化的越南国语“被刻意地提倡，以便使新一代被殖民的越南人因无法接触到王朝时代的文献与古代文学而断绝与中国 —— 可能也包括越南本地的过去 —— 的联系。”
按照安德森的分析，对于越南本土精英阶层来说，法国人强制性“去中国化”并非越南人的本意，而是一个被动的过程。那么，在越南人赶走法国殖民者之后（尤其是在中国军队的帮助下），越南完全有可能回到“中国化”的传统道路上去，这不仅可以强化越南与中国“友好邻邦”之间的关系，也能够让越南人重拾与自己祖先的联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河内的文庙。大成殿里有康熙御书的“万世师表”匾。（美国之音朱诺拍摄，2017年4月8日）

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叙事到1945年嘎然而止，越南历史的下一个时期只能从马路对面的另一家 —— “越南革命博物馆”中去了解。革命博物馆展出的是从越南民族主义觉醒到越共成立，直到奠边府战役越南将法国殖民者赶走从而实现独立为止，基本上算是越共的早期发展史，其中充斥了大量带神话色彩的宣传，这并不难理解。
民族国家建构的前提
与国家历史博物馆中的展品明显不同的是，革命博物馆中几乎没有汉字，甚至几乎没有“中国”的字样。在这里，越南抗法独立运动完全是越南人自己实现的，中国的援助只字未提。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9月2日，在河内巴亭广场，胡志明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这位出身于儒学世家、汉语功底深厚的领导人当众宣读的《独立宣言》，是用拉丁化的越南国语撰写的。而其后不久，1946年，国语作为正式的官方文字，被写进了越南宪法。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并未着眼于越南“去中国化”的历史，不过，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论述了二战之后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的觉醒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途径。其中，寻找民族的身份认同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必要步骤，是实现“想象的共同体”的逻辑基础，而这一寻找过程必须是主动的、清醒的。
对于越南独立后的领导层来说，回归“中国化”绝对不是建立认同感的正确道路，相反，“去中国化”则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越南若想成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去中国化”是基础，是核心，是一项长期的使命。这与日本、朝鲜等先前中华文化圈国家“去中国化”的认知基本一致，尽管越南“去中国化”需要的时间更长，对于中越两国来说，这个过程也会更加痛苦。
越南领导层的意愿
二战结束后，20万中国国民党军队进入越南，使用的名义是前来接受占越日军的投降。不久，法国军队也登陆越南，要求恢复战前的殖民地宗主权。蒋介石以法国退还在中国境内的租界等财产作为国军从越南撤兵的交换条件，在当时的越共领导人当中，大多数人反对将越南交还给法国殖民者，而胡志明却在协议上签了字。于是才有了后来美国记者、历史学家斯坦利·卡尔诺（Stanley Karnow）在其著作中记录的一段胡志明的名言：
“你们这些傻瓜！ 你们难道不明白让中国人留下来意味着什么吗？ 你们不记得历史了吗？ 中国人上一次来，他们呆了一千年。法国人是外来者，他们已经很虚弱了，殖民主义正在死亡，白人在亚洲完蛋了。但是，如果中国人留下来，他们就永远不会走了。对我来说，我宁愿再闻5年法国人的屎，也不愿在后半辈子吃中国人的屎。”
胡志明的这段话在中文世界里有不同的译本，措辞或许略有差异，但意思大致如此。尽管夏威夷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连姆·凯利（Liam Kelley）后来曾质疑卡尔诺引用胡志明这段话的出处，但是，联系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胡志明在60年代关于援越“中国军队的傲慢表现就像历史上经常入侵越南的中国军队一样”之类的言论、以及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叙事、抹杀中国对越南赶走殖民主义者的帮助，则越南领导层强烈的“去中国化”倾向确实是不言而喻的。
有趣的是，出生于昆明、从小家中雇有越南保姆的安德森虽然没有深入探讨越南与中国的关系，但他却说，正是1979年那场中越战争，“直接引发我写作了《想象的共同体》”。在当时全世界都认为，那场战争的原因是共产主义世界的派系斗争（苏越一派，中柬一派）所引起，或是中美俄大国角力的地缘政治冲突，而安德森则清楚地看到其背后更深层的历史原因 —— 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地缘政治的民族主义。
越南能否彻底“去中国化”？
近些年，由于中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冲突，以及1979年那场战争之后遗留的伤痛，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越南或将加大“去中国化”的力度。2010年，越南在中国影视基地拍摄的一部古装电视剧因“太过中国化”而遭到当局禁播，2014年，越南文化部发出公函，建议各地“不摆设、不使用、不供奉不符合越南淳风美俗的塑像、产品、灵物以及怪异的物品”。据称，这些物品所指的主要是指从中国进口的“中国化”的石狮子。
然而，越南试图在文化上“去中国化”的努力看似收效不大，毕竟，2000多年的文化浸润奠定了越南本身的文化根基，彻底“去中国化”相当于割裂自己的历史。在如今的越南，儒、释、道三教都有各自的土壤，而这三教的传播都来自中国，它们的信众仍然占越南宗教人口的绝大多数。


越南街头最常见的休闲游戏是中国象棋。（美国之音朱诺拍摄，2017年4月7日）

经济上，几乎没有人相信越南在短期内能够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尽管在越南政府内部，有关“力争经济去中国化”的讨论时有耳闻，但越南的制造业只是中国主导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其产品又需要中国作为理想的进口国，经济上摆脱中国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越南最有可能实现“去中国化”的领域是政治体制上的。尽管越南现在的政治体制很难说是从中国复制而来，但每次中越之间的冲突几乎都是以“顾全两党、两国政府之间的情谊”为理由来淡化或化解的。虽然很多媒体都曾以“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比中国快”等类似的标题做过报道，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或者说，越南政体改革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突破。
2014年8月，彭博通讯社（Bloomberg）曾经报道称，包括前驻华大使在内的越南共产党61名成员在一封公开信中敦促政府说，领导人应该“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法治国家”，允许更大的政治言论自由，“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报道还称，包括前政府官员在内的一些人拟定了一份宪法草案，要求开展“政治竞争”。尽管最近一次领导人的选举结果并没有表明越南政府有“摆脱中国”的迹象，但这种问题能够在公开信中讨论，足以显示出越南政坛相当一部分人的意愿。
无论在领土争端问题上，还是在经济上，越南都试图靠向西方，甚至一度考虑过与曾经的敌对国家 —— 美国 —— 建立军事联盟，但是，意识形态的障碍难以逾越。越南若想进一步加深与西方的关系以抗衡中国，其前提必须是在政治上走向更进一步的开放，放弃一党专制，在政治体制上与中国彻底割裂。这一步，虽然不像文化上的“去中国化”那么艰难，却也不是轻易能够迈出的。

VOA 2017.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