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死谏一生黄万里

2001年8月27日，在北京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黄万里老人溘然而逝。生前，他几番涕泪纵横，痛心疾首，反反复复的说，“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啊。”
黄万里是著名民主人士、中国职业教育创始人黄炎培的三公子。他倾毕生心力于中国大江大河的治理。他在一系列治河问题上长期与国家主管部门的观点相左，是中国水利界一位名符其实的不同“政”见者。
1931年，长江大水，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湖北云梦县城一夜间淹没，淹死七万人；1933年，黄河洪水决口十几处，人财损失无数。面对水灾，当时已经担任铁路桥梁工程师的黄万里立志改学水利，解决中国水患问题。1934年黄万里赴美留学，此后三年，他先后获得康乃尔大学硕士、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在美期间，黄万里学习了天文、气象、地理、地质、水文、数学等多门学科，成为中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
1937年黄万里学成归国，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抗战爆发后，他赴四川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抗战胜利后，黄万里回到南京任水利部视察工程师兼全国善后救济总署技正，后来又赴兰州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国共内战末期，他响应中共支援东北建设的号召，赴沈阳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0年6月，黄万里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奉调至清华大学任教。黄万里在清华园平静的教学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因三门峡工程的争论而中断。

三门峡：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几千年来水患频仍，为历代统治者视为心腹大患。在天下初定之际，毛泽东就将整治黄河的愿望和决心付诸行动。1952年，毛泽东第一次视察黄河，这是他出任国家主席后第一次出京巡视。离开开封时，毛泽东嘱咐前来送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从1953年至1955年，毛泽东又三次视察黄河，寻找让黄河安澜之道。


黄万里旧照(图源：其他网络来源)

由于黄河下游难得一清，古人把“黄河清”作为一种“祥瑞”。至南朝，在梁武帝长子萧统编选的《文选》中首次提出“黄河清而圣人生”的说法，后来逐渐演变成“圣人出而黄河清”，所谓“圣人”也由原来的孔子之类的学者转变成君临天下的帝王。
1955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决定上马三门峡工程，全国人大全票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怀仁堂宣布：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说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周恩来兴奋地说：“做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1956年4月，苏联专家提交《三门峡工程设计要点》。5月，黄万里向黄河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否定苏联专家的方案，但无人理睬。焦虑和失落的情绪一齐涌上心头。1957年5月，在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鼓舞下，能诗善文的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发表小说《花丛小语》，借主人公之口讽刺“歌德派”（歌功颂德）和“但丁派”（但知盯住党员，随声附和）两类知识分子，直指“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一但丁派诗人……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的。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清华校长蒋南翔把这篇犀利的小说送到毛泽东案头，毛泽东看后批示“这是什么话？”

就在《花丛小语》在清华园闹得沸沸扬扬之际，1957年6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几乎所有人异口同声，赞成上马三门峡大坝，认为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这时，黄万里站了出来，他大胆进谏，不惜引火烧身：“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黄万里与主张建坝的人争辩了7天。他说，“一定要修三门峡水库，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的观点。”“一定要修，请别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便他年觉悟到需要冲刷泥沙时，也好重新在这里开洞。”这条虽然得到国务院的批准，但施工时仍按苏联专家原设计方案将6个排水洞全部堵死。
与苏联专家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被视为重大政治问题，成为黄万里“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发表《花丛小语》更是授人以柄。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黑字标题下转载了《花丛小语》，这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大毒草，“什么话”其后沿用下来，成为《人民日报》批判“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1957年9月号《中国水利》杂志出了批黄专号。他在《花丛小语》写到“文人多无骨”，批判文章质问，黄万里有什么骨，“骨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两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时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足见黄万里给最高领袖留下的印象是何等之深。1958年，当清华大学党委宣布划黄万里为“右派”分子时，黄万里说：“伽俐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
就在黄万里被打成右派的同一年，三门峡工程完成黄河截流。1960年实现蓄水拦沙。然而，自然规律是无情的，黄万里的科学分析和预见一开始便被一一验证，设计上的缺陷也一一暴露出来。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大量农田；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中断；29万多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十几次迁移，造成难以想象的人间惨剧。由于水库泥沙淤积严重，三门峡大坝不得不进行两次改建，原设计安装8台15万千瓦发电机组，改为5台5万千瓦发电机组。当年黄万里主张保留的排水洞，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如此折腾，不下百亿元投进水库“打水漂”。

历史无情地证明：三门峡工程以充满浪漫主义的构思开端，以祸国殃民的恶果终结。2002年，曾长期负责中国水利工作的前水利部某高官带领大批专家考察三门峡，见到历史上陕西农业最发达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土地盐碱化、生态环境所遭破坏已目不忍睹时，不得不承认：三门峡水库已到决定存废的时刻了。
当三门峡工程败相已露时，黄万里本有一次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的机会，但他却没有利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是继续质疑最高领袖，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不说真话？

据黄万里长子黄观鸿2003年11月公布的资料，事情经过大致如下：1964年，我已从北大毕业一年，分配在天津大学教书。一天，校党委传达毛主席“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摘定了。我从天津赶回北京，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帽”的大好机会，他却赋诗赋词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深学问，而在1957年三门峡七十人会上，除了他之外无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熟悉反右运动的人都知道，“这是为什么”是反右运动的号角——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标题。黄万里如此针锋相对，这就是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
大概因为黄万里是钦定“右派”，直到1980年，黄万里才终于得到一个“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对于这桩22年的冤案，黄万里没有怨言，只有两个遗憾，一是连累子女升学，二是自己在壮年时期没有机会为国家做事。

长江三峡：数次上书至死方休
在治理黄河的同时，毛泽东又将目光投向长江。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仅湖北境内受害农田就达20000多万亩，受灾人口9000多万，死亡3万多人。1954年12月，毛泽东抵达武汉，急召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面谈，林一山强调长江洪水问题就是三峡问题，毛泽东被说动了。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之后，用诗的语言表达了他修建三峡大坝的强烈愿望和情怀：“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就在三峡工程上马指日可待之际，毛泽东先后提出两个问题，使兴建三峡的热潮“顿失滔滔”。
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水库寿命问题。1958年，毛泽东在武汉召见林一山，专门问到三峡水库寿命。林一山答：大约可以运行200年至300年。毛泽东稍停片刻，不无惋惜地说：“这样大的工程，千年大计的工程，200年至300年就淤死了，很可惜。”1959年，毛泽东提出三峡防空问题后，当局成立专门班子研究，结果不尽人意。10年后，湖北省负责人张体学向毛泽东重新提出修三峡工程，毛泽东回答：“现在不考虑修三峡，要准备打仗。”并反问张体学：“脑壳上顶200亿方水，你怕不怕？”毛泽东认为：一旦发生战争，高坝(三峡)太危险，低坝(葛洲坝)出事则损失较小。
最终，毛泽东决定放弃三峡工程，先上葛洲坝工程。当时，黄万里已是“右派”戴罪之身，失去对于水利工程的话语权，没有参加这些争论。
1979年，水利部向国务院报告关于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议，建议中央尽早决策。1980年邓小平从重庆乘船考察长江及三斗坪三峡坝址。1982年邓小平在听取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时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尽管邓小平已经表态，但仍有很多人反对上三峡工程。据三峡工程反对派代表人物李锐介绍，1982年，他从水利电力部副部长被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水电部负责人不断向中央施加压力，终于从国家计委、科委争取到论证三峡工程的领导权，打着科学化、民主化的旗号，大搞“一言堂”。在被邀请的400多位专家中，只有少数几人对上三峡工程有不同意见。特邀顾问中，持反对意见的只有一位孙越琦。

1985年，黄万里先后致信赵紫阳和邓小平，谈及三峡工程。在1992年4月3日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的67%，超过三分之二。李锐感叹“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不投票，人代会上通过的决议，没有这样的历史。”当全国人大讨论通过三峡决议之前，黄万里要求中央腾出一个小时听他陈述理由，但未能如愿。
论战并未因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而结束。1992年11月至1993年6月，黄万里三次致信江泽民，反对兴建三峡工程。这三封信分别写道：“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请速决策停工，否则坝成蓄水后定将酿成大祸”“工程已准备进行，难望轮台有悔诏，只得将此案披露中外，或可免这一灾难于万一。”三封信如泥牛入海。
因得不到回复，1994年1月，黄万里以举报人的身份致信中纪委、监察部合署举报中心，“举报国务院在长江三峡高坝修建问题上，置本检举人劝阻说理于不顾，违背宪法‘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规定。虽此坝业经人大通过由国务院定期动工修建，但国务院不能卸却核定该坝修建可行性成立的责任。请监察部举报中心查明处理。”还是不答复。
当黄万里年届89岁，且处于癌症晚期的2000年，他又把自己治理黄河和长江的意见，寄给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依旧无人理睬。为了他挚爱的人民，他将自己完全置之度外，至死还惦记长江之事，这正如他在困境中写下的诗句：“有策犯鳞何足忌，临危献璞平生志……非关傲世玩才智，总是挈情忧国泪。”他多次跟学生谈过：“我提这个问题，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
2006年5月20日，当三峡大坝右岸最后一方混凝土送入仓位后，中国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宣布“三峡大坝建成！”这似乎终结了数十年的三峡大坝之争，但在反对者眼中却是灾难的开始。

5年后的2011年5月1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首度指出三峡工程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包括移民生活、生态污染、地质灾害，并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是多年来当局罕见地首次公开承认三峡工程存在诸多问题，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当时，黄万里再次成为媒体的宠儿，许多媒体纷纷猜测，黄万里关于三峡工程的预言会不会成为现实。诚然，黄万里在三峡问题上始终所持的反对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例如“此坝蓄水后不出十年，卵石夹沙随水而下将堵塞重庆港”等预言并没有出现，但他对国家、对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却一以贯之，从未因受任何客观因素左右而更改。
2001年8月8日，重病中的黄万里写下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也许是担心后人并不注重自己的治江愿望，黄万里在遗嘱的最下面又补充了一行小字：可少死几万人。7天后，黄万里与世长辞。他死谏一生，至死方休。
黄万里何以对三峡只字不提？为何弃疏导而力主拦堵，对怎样‘拦’还想得那么细？作家郑义解读：“三峡巨祸已经铸成，莫可奈何。所念念在心者，已是补救之策。临终之际，他仍然不忍以灾难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欲以‘钢板钢桩’来拦堵三峡大坝必将经常泄出的滔天洪水，永固江防。”

多维 (关岭 撰写) 2016-08-27 16:5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