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杜叔叔，不由得联想到他的坎坷人生。1937年，年仅14岁，正在县城上初中的贫苦孩子杜导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跟一些党内文人不同，他是真正经过战争洗礼的，枪杆子和笔杆子都精通的老同志。1956年杜叔调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1959年因向新华总社报告广东农村严重缺粮的真实情况，被广东省委批判16场，并给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而给予杜导正如此不公处理的，正是我的父亲，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
但杜叔并未因个人恩怨而对我父亲心存丝毫芥蒂，无论是为父亲平反昭雪，纪念父亲的80岁，90岁，乃至100岁诞辰，不论是写文章还是接受别人的采访，我认为他写（或讲）得最为客观公正，感情也是极真诚的一个。他以博大宽厚的情怀，真正做到了“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杜叔在任何场合包括我在场，都从不回避他挨陶铸整的这段经历，同时也从不掩饰对陶铸的敬重和深情厚谊。他很喜欢与我谈他与我父亲的往事，说到动情处他会哽咽，甚至潸然泪下。这让我有点发懵，心中暗想“这俩人是怎么回事啊？”时间久了，琢磨多了，也就明白了，杜叔与父亲没有私人恩怨，在“党内路线斗争”的大旗下，出了多少“反党集团”？而在批判与被批判者之间，有几个是泄私愤的？在那样的政治浪潮中，人们有意无意地随波逐流，伤害无辜，同时自己也难逃厄运。想通了这条党内颠扑不破的规律后，也就一通百通了。
也许有人质疑，一个90多岁的人还把着社长岗位不放，太专横，太恋权！其实，杜老做梦都想把权交出来，特别是他女儿杜明明，四处哀告合适的人接替老父亲，让父亲能安度残年。但要接杜老的班又谈何容易？炎黄这个地方，不是谁都能来的，更不是什么人都愿来的，这人不仅必须把握得住炎黄既定的办刊宗旨，还要德才兼备深孚众望。杜叔对我器重有加。他极力让我这个门外汉参加到炎黄这支队伍中来，但我尚有自知之明，一根空心芦苇，如何进得了这座庙堂？所以几年来，一直半推半就地站在炎黄的门边上，不免让杜老失望。
他也曾属意过几位接班人，其中有的是党内开明人士，有的是体制内精英，有的是红二代，但由于那些人的种种原因，杜老始终未能卸下身上的重担。这让杜老苦恼不已，甚至说出“你们就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吧！”
没人能够站出来接替他，所以这位病弱的老人，至今仍站在“炎黄”的最前沿，去顶住那一波又一波的狂风暴雨。而今，摆在他心目中首位的，是炎黄的生存问题，形势趋紧的格局日甚一日，所以更没人能替他了！
胡德华最终站出来愿帮杜老一把，前提是杜老仍担任社长，即便如此，老人已经非常高兴了。但德华没帮上几个月，就被人家给撤了，可贵的是，他始终与杜老、与全社同事站在一起，进行着顽强的抗争。
杜叔一直处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左”派人士对他的批评很猛烈，这好理解；可是有时连“自家人”也对他有误解。以我这个“门边人”看，他为“炎黄”生存而采取的－些策略，让社内－些小将不理解，2014年引发几位有才华的年轻人离去，而得力助手杨继绳又在2015年被强制退出，所以杜叔万般无奈地重新扛起“炎黄”大旗，个中的艰辛不为外人知，更不为外人解。我看到这位老人，明知前景是路断旗倒，他仍然极力保住这块能讲真话的阵地，并认定是对党有益的，因为它“帮助党和政府团结了成百上千的高级知识分子”。
不了解杜导正的人也许会认为他很强悍很霸蛮，也对，他在精神上的确很强大，他意志刚强，思维敏捷，对党和国家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责任感。因此，1991年萧克将军点将让杜老筹建杂志时，他就将“推动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与现实，推动开放改革”作为办刊宗旨。后来又归纳为“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这16字方针。如今25年过去，连炎黄的主管单位都不得不承认它“99.9%的文章都是好的”。
杜叔并不是一个只会蛮干的人，他政治经验丰富，他统计过，过往的政治运动，他斗过别人27场，被别人斗过70场，运动过去后，对那些被他斗过的同志一一道了歉。所以他说“我对党内斗争太了解了！”他儒雅，从谏如流，我经常给他提些意见，虽然耳背，但他仍然会将手放在耳后，全神贯注地听，觉得对的马上采纳。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党内异己，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体制内温和改良派”。25年如一日，不改初心。他制定的“八不碰”原则，不挑战党和国家的底线，这让总想“有所突破”的年轻编辑们多少有点失望，但杜老始终捍卫“八不碰”原则。这就是：1.六四事件不碰，2.当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亲属不碰，3.XXX和宗教问题不碰，4.多党制不碰，5.三权分立不碰，6.“军队国家化”不碰，7.民族问题不碰，8.由刘晓波发起，并有多人签名的“零八宪章”和刘晓波本人不碰。
社会上看到的杜老是个死硬老爷子，但我看到的是一个睿智、知进退、顾大局的老同志。不说以往，仅就今年来说，杜老已经是一让再让。元月号的新年致辞，因出现“宪政”一词，上面让必须撤换，在征求多数社委意见后，杂志社将已印刷好的十几万份刊物作废，换了稿子重印。紧接着是新春联谊会事件，虽然邀请早已发出，但杜老还是换了场地，缩小了规模，限制了发言人数。及至5月份，正值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炎黄这块史学重地，本来准备了5篇高水平文章，由于“不许”，最后只发了一篇谈文革史学术研究的文章。像这样的事每年都在重复上演，炎黄从未偏离既定轨道，能说杜老没有党性吗？反过来看看，一个用自己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的党，一个由否定文革才重获人民信赖的党，在文革爆发50年的时刻，发出了“不许”的噤声令，不是很令人费解吗？
望着杜老、李锐、何方这些老革命老前辈，受过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受过常人难以忍受的委屈而痴心不改，说他们对党对人民有二心，我想没什么人信！那对他们为什么还像防川似地必欲封口？温家宝初任总理时，曾引用林则徐的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杜导正和他的老战友、老同事以及年轻的同仁们，何尝不是这样呢！
多维 2016-07-28 05:4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