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朗袭击当晚，我因工作而闭关撰写陈词，直至半夜才发现香港已面目全非。当时一位法律界精英朋友痛心不已，问我：「我们这么努力成为律师，其实是为了甚么？」
那一瞬间，我彻底堕入意义真空。我质问自己，我们这一代人，读圣贤书、修法习医、关心社会，到底为了甚么，就是为了看到法律无力惊驭警方吗？高尚的医生朋友们，医院已沦为被追捕的场所了。中环金融才俊朋友们，催泪弹已放到毕打街的十字路口了。
我们甘心香港这样吗？
运动旷日持久，疲态渐现。前线示威者被诉以暴动罪，一时间人心惶惶。我写下这段文字，是希望解释在我眼中，此刻运动更须坚持下去的必要及意义，尤其是对一些提倡和解、在越趋两极的纷争中感到迷惘的温和派朋友。
先此声明， 我无意淡化部份示威者的行为。即使是支持运动的朋友们，在被质疑示威者诉诸暴力时，除了强调警方滥暴，也不可能否认掟砖、袭警等事实的确存在——问题是：在承认前线确有冲击犯法时，我们还有甚么理由支持运动继续下去？
对我而言，答案是法律面前，人人生而平等。你认为示威者的行径激进过火，但请记得，他们一直受法律制裁：已经有四十五人被控暴动，而前方只有更多人等待被捕，集体面对审判，进而鋃铛入狱。
你甚至可能觉得这是法理及公义的彰显。 然而与此同时，没有一位滥权失职的警察被拘捕、调查、革职。处理元朗袭击的警方没有任何一人需要问责。一个都没有。
今日香港真正逍遥法外的，不是犯法后被捕的示威者，而是集体藏起委任证的警察。过去警民冲突，你要各打五十大板，说警察也有难处，我纵不同意，尚可理解。
可是元朗白衣袭击当晚，当区警署故意落闸、紧急热线无法拨通、警方姍姍来迟而说「没看到人持有武器」，铁证如山——大家都不愿相信是警黑合作，即使我倾尽毕生的同情与谅解，即使我极度宽容地看待警方，最起码也涉嫌公职失当。
为甚么公职失当没有任何后果？
法律赋予警方秉公执法、儆恶惩奸的权力，却从来没允许过警察知法犯法。相反，《警队条例》第37条订明，任何警务人员如被指控任何罪行，并不会得到豁免。
如今我们的政务司长只是说了一句「责无旁贷」，警方随即表达强烈不满；社会贤达如前首席法官李国能说要独立调查，警队说你最好不要辜负我们的支持。示威者犯事会被捕，但警察永远不会。警队才是真真正正站在法外之地，完全不受法律约束的一群。
很多朋友不愿看见年轻人继续牺牲，大家要见好就收——现在有「见好」吗？我们见了甚么「好」可以收？六月至今，政府一直对民间意见置若罔闻，从来没有打算让步，由始至终只想将街头的人一网打尽。
发球权从来不在示威者手中：球一直在政府及警队一方，正因为他们牢牢捉住权力而无所作为，才会一次又一次错过和解的契机。
连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都拒绝，即使一贯提倡大和解者如我，亦实在看不见政府有任何要沟通的意思。
这不叫见好就收， 这叫趁早投降。
很多朋友见冲突无日无之，真心希望社会能恢复日常——难道投降之后，我们就能回复正常了吗？一早就回不去了。
如果运动此刻瓦解，警方日后只会变本加厉；至今曾经公开表态、联署、罢工的人们，在公在私都会被秋后算帐；政府全面反扑，选举、传媒、法律，制度内外的我们都无处可逃。届时公民社会遭受的伤害将会无以复加，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沉百踩。现在叫停，不是悬崖勒马，而是放虎归山、为虎作伥。
要不要支持运动继续下去，于我只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
你能不能接受社会有一群人永远不受法律制裁？ 我不能，所以我还在这里。
最后是运动的意义。元朗袭击当晚，我因工作而闭关撰写陈词，直至半夜才发现香港已面目全非。当时一位法律界精英朋友痛心不已，问我：「我们这么努力成为律师，其实是为了甚么？」
那一瞬间，我彻底堕入意义真空。我质问自己，我们这一代人，读圣贤书、修法习医、关心社会，是到底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看到法律无力惊驭警方吗？高尚的医生朋友们，医院已经沦为被追捕的场所了。中环的金融才俊朋友们，催泪弹已经放到毕打街的十字路口了。
我们甘心香港这样吗？
我们若要自由正直地生活，这场运动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口气。前路幽暗险阻，无人看见曙光；但在我接受的教育里，「永不言败」的意思不是为着胜利在望而战，而是在逆境波中，仍能斩荆披棘、克服绝望，为着尊严、勇气、平等而战。
八月了，风狂雨暴，但我希望香港仍能团结一致，战至最后。
大纪元 2019.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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