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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善恶是一个实践过程 今天的美日已是全方位的牢固盟友，但仍有许多尚未解决的历史包袱束缚着两国和两国政府的手脚，原子弹轰炸只是其中最显眼的部分。可见历史留下的后遗症有多么难以消除！就连美国和日本都很难做到的事，对日本以及受到过它伤害的亚洲邻国来说，更是势比登天。 在讨论历史问题时，有两对不同层面的关系需要清晰地区分。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许多人混淆了这两对关系，从而使得原本应当是一面照亮未来的镜子的历史，变成了压在我们前行之路上的沉重负担。 首先，是当下的伦理原则与当时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我们究竟应当以当今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历史事件，还是“历史地”看待历史事件？ 站在今天的人类价值立场上，我们当然会毫不含糊地认为，对一个国家发动核攻击，导致数十万人伤亡，是一桩不可宽恕的严重罪行。别说是真实的军事现实，就连近些年中国网络游戏中偶尔冒出来的日本地图上的虚拟“蘑菇云”，都理应受到最严厉的谴责。 然而，将问题放回到70年前的历史现实语境中，我们便不得不承认，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尽早打败世界范围内的法西斯主义，结束那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战争，这才是压倒一切的最大正义。 70年来，日本在反思那场战争时总是一再强调自己是受害者，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攻击的国家”。这一点当然不错，它也是日本能够在战后顺利走上和平道路的起点。但仅有这些反思是远远不够的，日本更应该认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加害者，它所发动的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夺走了数千万亚洲人民的宝贵生命。从很大程度上说，日本所遭受的苦难是自食其果。别忘了，在日军占领当时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以后，有40万欣喜若狂的日本民众涌上东京街头欢庆胜利并踊跃捐款。 就算讨论原子弹爆炸的非人道后果本身。的确，在两次袭击中丧生的绝大多数是日本平民，而自古以来的战争准则都认为不应主动攻击手无寸铁的平民。但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认为像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可以彻底避免针对平民。更重要的是，大量事实证明，美军作战参谋部门在发动核攻击之前作过周密的评估。它认为，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顽固不化，以及他们对日本普通老百姓的成功洗脑，如果美军以常规作战方式强行登陆，会遭到整个日本上下同仇敌忾的自杀式抵抗，美军会为此付出数十万人伤亡的代价，日本也将因此多死伤数百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平民。从现实结果来说，原子弹的震慑人心的威力虽然导致了10多万日本平民丧生，但却很可能拯救了几十倍于这个这个数字的日本老百姓。 此外，当时核武器刚发明，甚至联合国都不存在，还没有“禁止核武器公约”及“核不扩散条约”等相关国际法律。相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广岛和长崎之殇促成了后来的这些国际间约束机制。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广岛和长崎的沉痛教训，才避免了日后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大规模核战争的爆发。 是非善恶本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过程。人类关于正义与邪恶的观念永远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我们以自己所处时代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其他一切时代，那么我们眼睛里看到的就不可能是真实历史，而只能是我们自己所处时代的阴影。 学术可以自由，政治必须正确 其次，是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以政治的眼光来看历史，与以学术的眼光来看历史，得到的结果大相径庭。 历史如同其他许多客观知识一样，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客观材料。就其科学性而言，其最高原则是怀疑和求真，它的视角是开放多元的，并不必然有统一的标准答案。这是因为学术研究不会导致直接的现实后果。然而，由于生活在当下的人与创造历史的前人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延续关系，因此它必然是现实生活的一种重要精神资源。越是离得近，这种政治性就越强，它的最高原则是确定和求善。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对历史（特别是上一段历史）建立一个价值判断上的基本共识，否则现实政治便无法继续展开。 在充分享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国家，比如美国和日本，关于美国该不该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它对整个二战有何种影响？就算使用原子弹，轰炸是否应该选择人烟更稀少的日本其他地方？……这些讨论可以在大学、研究机构和大众媒体上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新材料的披露还会不断促发更多新的讨论，没有人会认为有必要确定一个标准答案。 但白宫、国会山和东京首相官邸却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确定的答案，尽管经常是粗枝大叶、削足适履的。这是因为，如果官方承认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违反了战争法、甚至是反人类的罪行，就像美国国内那些激进反战、反核的左翼人士鼓吹的那样，那么接下来就会滋生出一系列迫切的现实问题——同意、决定和执行原子弹轰炸的杜鲁门总统、麦克阿瑟将军以及美军官兵是否应当接受一场“迟到的审判”，就像对潜逃多年的纳粹战犯的审判一样？ 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内也同样存在。例如，近年来民间关于日占时期南京汪精卫政权的评价也出现了许多基于不同视角的不同说法。作为一个向来鼓吹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我当然认为这样的学术性讨论不仅应该被允许，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这仅限于历史学术讨论，在政治层面，即便我们同意汪精卫政权的存在客观上维护了日占区的秩序，使更多无辜百姓免于死难和流离失所，我们仍不能否认这是一个非法伪政权及其主要人员犯下了叛国罪的政治判决。否则，我们等于认为重庆国民政府和延安红色政权的艰苦抗战和巨大牺牲是无意义的，甚至反而是有害的。这将导致一系列灾难性的现实后果。 70年前，当天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哲学家罗素联名投书甚至上街游行，抗议原子弹轰炸时，他们是站在人性和文明的永恒真理层面面对这场灾难的。但作为对美国和世界人民负有责任的当时的美国总统和太平洋战区的指挥官们却不得不作出艰难的现实选择：是让更多美军将士牺牲沙场、让更多日本民众无谓丧生，去打一场貌似更符合道义的常规登陆战，还是以雷霆霹雳的非常规手段迅速终结这场人类浩劫？ 只要历史依然延续，他们当时的抉择就永远会受到严苛的考验。 奥巴马不能在广岛低头弯腰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今天我们纪念广岛和长崎之殇，是为了这样的悲剧今后不再重演。但就像美国国务卿克里所指出的，要驱散笼罩在人类头上的核武阴影，归根结底是要竭尽全力避免战争本身。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就不会有广岛和长崎的20万个无辜生灵的涂炭。 因此，如果身为美国现任总统的奥巴马在广岛低下了他的头，弯下了他的腰，那么他那一刻的谦卑就将是对70多年前为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英勇捐躯的那些在天之灵的最大不敬。不仅如此，当今世界上追求正义、爱好和平的人们也将为此感到深切的不安。因为在这个本已混乱无序的世界上，又一座曾经指引是非善恶的灯塔坍塌了。
作者：陈季冰 来源：公号“冰川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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