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郑州富士康的员工徒步返乡的不少视频和照片在社媒平台上传播。（视频截图）
独家代工苹果公司最新手机iphone 14的台资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郑州工厂，近日发生员工因避防疫封控大规模步行逃亡返乡的事件。中共官方和官媒罕见高调介入，出现一些和过往不同的操作，被指涉维稳套路。有专家表示，其实是中共一手催动大逃亡，涉及三个原因。
富士康员工大逃亡获官媒关注 疑为当局维稳手法
郑州近期疫情升温，据河南卫健委疫情通报，郑州之前每天报告的新冠本土病例数均在50例以下，10月31日增至95例，11月1日郑州本土病例暴增至394例（其中确诊病例64例，无症状感染者294例）。因中共一贯瞒疫，真实数据无从得知。
富士康工厂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高峰时员工数量一度达到三十万人。该工厂近日爆发疫情，其官方通知显示，10月下旬，厂区已采取闭环管理、禁止所有员工堂食等防控措施。
连日来，大量从富士康工业园区出逃的员工徒步数十甚至上百公里返乡。而厂区内的员工亦因封控措施与当局发生激烈冲突。员工逃亡的消息罕见在大陆网络上传播。
社交平台热传的相关视频显示，不少员工翻越富士康工业园区的铁丝网；带着行李的员工在高速公路边徒步前行，在杂草丛生的荒郊短暂休息；有市民在路边放置水和食品供返乡人员食用，并竖起“返乡人员食物补给点，早日到家”等字样的牌子。
富士康员工刘先生11月1日告诉大纪元，“逃离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吃的，饭馆没开门，点外卖也点不了，隔离的人没有吃的，上班的人有。”“跑的大部分都是阳性的，送饭的不敢给他们送，怕自己被感染，那些阳性者没办法，只好徒步回去了。”
“打电话都不接，打政府电话都不给解决，说不归他们管，发烧打120，一听是富士康的，就挂电话，都没有人管，没有药，只能自己熬着。”刘先生说，“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有员工准备去工业园区讨个公道，（29日）派军队过来武力镇压，平息后就没有下文。”刘先生说。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媒体罕见介入报导该事件，称员工在富士康“没人管”，返乡员工“受欢迎”。
《中国新闻周刊》11月1日发表题为“富士康员工徒步返乡前后”的文章。在描述逃难情形之后，文章引述部分富士康员工对于病毒的恐惧和对于生活失序的担忧。这些员工表示，疫情之下富士康的后勤管理出现一些混乱，包括饭菜问题、隔离问题等。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11月2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最担心政权不稳定，对于富士康员工大逃亡事件，中共肯定会作为维稳重点，因为如果他们不作为的话，事件马上就曝光成一个无法收拾的丑闻。政府主动介入，是想要竭力把事情变成能够公开报导的新闻，变成所谓的正能量。
“所以你看路边出现了很多热心的人，给他们（逃亡员工）送水送吃的等等，而且正好又被拍到视频传出来。”
不过时事评论员王赫表示，因为河南已经出现许多事，从去年洪灾到今年的烂尾楼、村镇银行爆雷，官民矛盾已经相当激烈，老百姓恨共产党封控，所以出来支持这些年轻人，也是完全正常的。
郑州富士康书记说实话 被逼“辟谣”？
10月30日凌晨，郑州富士康党委书记苏东霞曾发出一段公开文字称，富士康郑州厂区有二十多万人，疫情发生之后，富士康尽力在内部调动资源努力处置，外部支持较少……无力独自支撑局面，不得已默许让厂区员工自行回家。
对于外界批评富士康没有做好保障供应，苏东霞质问各位所在的城市花了多久时间和代价控制疫情，“在此期间除了会偶尔收到象征性的一兜菜之外，你还收到过什么？政府有没有给大家提供过一日三餐？”
不过，苏东霞显然受到压力。《第一财经》11月1日报导称，对前述言论，苏东霞说实际上是某些自媒体未及时求证导致的“乌龙”。
“我也是转载的（同事的截图），并非原创。”苏东霞说。
10月31日，郑州航空港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消息称，已要求富士康落实所谓“四方责任”，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三级地方政府——省、市、区，增派工作组到富士康园区云云。
旅美学者黄大卫（Davy Jun Huang）11月2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政府有转移矛盾、转移视线的嫌疑。本来清零政策从主体的责任到承担义务、供应物资，都应该是北京和各级地方政府来完成的，但是它由企业来承担，转移了责任和矛盾。
“现在就是把出事的责任转移到了企业，顺便让媒体批评资本力量无情、剥削工人等。”
时事评论员王赫则认为，富士康已经在越南设厂，本来要跑了。在这种情况下，河南当局不大可能逼他走，但是当局把整个封控过程中所有的费用都让富士康来扛。官员借机宰富士康一笔，这是有可能的。
专家：三原因催动大逃亡 中共愚民洗脑宣传酿恶果
旅美学者黄大卫（Davy Jun Huang）表示，这次富士康大量员工没办法坐车，徒步几十到上百公里返乡，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比历史上大瘟疫的流亡队伍还可怕。而他们本身可能并不是染疫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他认为事件是中共一手造成的。
第一个是中共极端的清零政策与正常的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人们翻山越岭逃亡，其实也是因为健康码都变成了黄码甚至红码，他们就没办法去住宿、没办法买车票，也不能直接进医院。
“健康码的政策是导致大逃亡的主要动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极端清零的目标与政府能够提供的物资、医疗、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的低效之间的矛盾。
黄大卫说，“它要极端清零，但是能提供的帮助又很少，也根本没有可能由某个企业或者机构来完成。”人们逃亡，是因为知道物资供应不上，一旦被封之后可能没吃没喝。
黄大卫还说，官媒现在报导的都是在转移视线，回避了实质问题。大逃亡事件的发生，还有更重要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共过度宣传清零政策正确和病毒可怕。
“由于北京要证明清零政策是如何伟大、光荣、正确的，它还天天进行宣传——这个病毒非常可怕，病毒的死亡率如此高，必须经过严厉的封控才能控制住。国内抖音是洗脑的重灾区，是一种愚民的好工具。微信公众号也是天天反复宣传，说中国的清零政策是人类历史上最正确、最伟大的，国外每天死几千人、几万人，都不够粮食……”
“它反复强调，导致那些员工听说有人生病了，就感到末日来临，所以宁可辛苦，冒着生命危险、没吃没喝都要逃离，因为这个病毒在他们印象中就是洪水猛兽，这是（中共）过度宣传造成的。”
据《河南日报》报导，10月31日，河南省长王凯在防疫会上强调“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有序放开”。
郑州卫健委当天则发文称“新冠肺炎是自限性疾病”，“不可怕，可防可治”。
黄大卫说，现在外界都知道新冠病毒并不可怕，没有很高的致死率和致病率。很多国家都是持与病毒共存的态度，但是中共各地政府和媒体都不敢这样说，因为这等于抽了中共的嘴巴，所以到今天为止，国内的媒体尤其是抖音的短视频，就是配合愚民，继续制造焦虑。
大纪元 202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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