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快速发展 信息不透明带来安全隐患

资料照：广东省台山核电站的一个核反应堆正在建设中。（2013年10月17日）

华盛顿 — 中国近年来加快核电发展速度，目标超越美国成为第一核电大国。专家担忧扩展速度太快，可能在安全和监管上出现漏洞。此外，由于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环境和信息不透明，外界难以得知安全是否达标以及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为核电安全种下隐忧。

在上个星期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广核集团副总经理施兵在有关电力脱碳的会议上表示，中国的核电装机已超过1亿千瓦，“今年肯定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核电大国。”今年、3月，中国核电董事长卢铁忠也在中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对媒体说，他预估未来北京每年能批准多达10台核电机组的建造。

2022年和2023年，北京连续两年核准了每年新造10台核电机组。中国目前有26台建造中的核电机组，为全球最多。全球有16个国家在建造新的核反应堆，中国的核电站数目占总数将近一半。

目前中国建造和运作中的核电基地共20个，所有核电站都位于沿海。中国运行中的核电机组共55台，美国是93台。

中国近年来加快核电发展速度，引发有关扩展速度太快，安全和监管是否到位的担忧。

核电发展速度加快的隐忧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马克·希布斯(Mark Hibbs)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核电发展领域大量复制其他国家过去取得的成功，特别是美国、法国和日本。其核电项目能取得迅速发展有几个原因，包括具有部署这项技术和克服任何反对声音的政治意愿，国家足够的经济资源，特别是拥有建立大量核电站的工业能力，以及国家对大量电力的需求。

希布斯说，中国核电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权力集中，政府控制了这个产业，核能技术公司为政府所有，并在财政和政治上为这些公司提供支持，政府还干预电力市场中的定价行为。

然而集权政治给中国的核电安全带来两个问题。首先，很难确定中国未来是否有能力和资金来监管一、两百座核反应堆。再者，尽管目前看来中国的核安全记录似乎尚可接受，也存在由政府支持的核监管机构，核电站并未发生重大核事故，一切看似都在掌握之中，但实际的监管情形外界无从得知,存在安全隐患。

希布斯说：“中国的制度不是一个透明的制度，公开信息很少。有关中国核电设施运行和监管的公开信息受到严格限制，所以外界并没有真正从中国获得很多相关信息。在核电站运行的安全监管方面，偶尔在特殊条件下，外界确实听说过可能涉及安全事务的问题，但总的来说，世界公众对中国如何监管该行业的细节一无所知。”

匹兹堡大学商学院教授拉维·马达范(Ravi Madhavan)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过去几十年核电发展速度惊人，但强劲势头背后的效益有好有坏。一方面，中国通过发展核电建立了庞大产业链和开发新技术；另一方面，发展的速度太快，可能使中国未来在面临核电带来的挑战时，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应对。

与此同时，发展步伐如此快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是否拥有正确的监管和安全保障。中国在这方面的信息不透明，外界难以了解实际情况。

他指出，美国花了很长时间才建造了93个核反应堆，主要原因是美国有极其严格的监管，虽然导致成本高昂，但人们希望确保安全。相较之下，中国在短时间内就拥有55个核反应堆，令人担心监管和安全是否到位。中国显得太过着急，存在核电增长太快的隐忧。

核电在中国能取代燃煤吗？

2023年中国的电力消耗中，燃煤占60.5%，核能仅占4.5%。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占全球近三分之一；每年的燃煤量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中国的地下煤炭储量为全球之首，中国官员相信能源供给来自本国能确保能源安全。中国发展新能源发电的同时，也仍在扩大煤电产能。

希布斯说，对中国来说，核电是比燃煤更好的选择，为中国提供可靠且大量的无碳电力，此外核电作为以高质量技术为基础的工业，提供的就业也是高科技就业，对长期发展战略来说是有利的。但要让核电取代燃煤，还有现实上的困难。

他说：“因为中国在燃煤领域拥有非常强大的公司,利润非常高。煤炭行业的劳动力数量非常非常大，远远多于核电行业，这使中国政府在决定青睐哪种能源燃料时肯定会权衡劳动力的因素。最后，中国的煤炭行业在政治上关系密切，无论是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层面，还是更重要的在省级以及工厂所在地和员工就业的地方层面。 ”

马达范表示，对于像中国这样电力消耗非常的大的工业社会来说，拥有可靠且无污染的基本负荷电力来源很重要，而大型核反应堆能高效提供大量的能量。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有其弱点，因为它们是间歇性能源，通常不能依赖它们来提供基本负载功率。从工业经济角度看，核电发挥重要作用。

从环保角度来看，核电能取代煤炭等污染更严重的能源形式，改善空气质量和污染问题。然而，马达范对核废料带来的安全问题感到担忧，这个问题长远看来需要得到解决。

他说：“我认为福岛事件的影响，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和核废料等问题将成为更重要的议题。随着核工业规模的增长，运营的核电站越多，核废料就越多，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越大，理论上是这样。在政策方面，中国有回收或再利用大量核废料的政策，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福岛核事故后，中国政府出台禁令，禁止修建内陆核电站。核电站通常临海而建，原因是核能发电运行过程会产生大量热能，需要大量水源吸收冷却。

兰德公司核能工程师肖恩·巴尼特(Sean Barnett)对美国之音说，核电站定位在海岸线上确实会将其暴露在海啸的潜在风险中，估算海啸风险格外重要，这是可以预防和计算的。但目前很难知道中国是否充分做到这点。

他说：“我们可以观察中国附近存在的地质断层，并估计它们可能产生的地震和海啸。评估好以后，核电站就可以设计成能够承受海啸的影响。但中国必须先完成这一切，必须准确完成分析，然后核电站需要经过正确设计。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么核电站电力可能是有益的。但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他们做得是否足够。”

中国对福岛核废水反应激烈，自己呢？

去年8月下旬，福岛核灾12年后，日本开始向海洋排放来自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00多万吨经过处理的核废水。日本在将核废水排海前已经尽可能地消除水中的核辐射，并将核废水稀释。国际原子能机构此前发布的报告预测排放造成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并表示这些排放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中国强烈反对日本将核废水排海。日本政府去年启动核废水排放后，中国政府立即宣布“全面暂停进口”日本的水产品。中国官方媒体不断批评日本政府，社交媒体上也出现抗议的帖文。

旅居荷兰的中国核能专家李剑芒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日本福岛核废料处理的反应是“愚蠢的，完全是为了给日本造成国际麻烦”。

李剑芒过去在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工作8年，之后在荷兰能源研究中心核能部工作5年。去年他针对福岛核废水事件在微博发文，引述科学数据强调排放的废水不值得担忧，不到三个小时就被删文封号。

李剑芒指出，福岛事件的危害主要在于爆炸时造成的无控制泄漏。假设该核污染规模为100，那之后三十年受控废水排放连1都不到。

他说：“中国对福岛废水排放的大规模恶意炒作，用中国自己的话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亚湾排放的放射性当量是福岛排放的8倍。等到东中国海核电站建成，对东中国海的排放将是福岛的千倍以上。把福岛炒作地要死要活的，将来怎么面对民众核恐惧心理造成的反核行为？”

希布斯表示，中国对福岛核废水排放咄咄逼人的态度并非基于对核电安全的担忧，而是具有政治性质。这与中国近年来在西太平洋的野心有关，也表现在与日本的对立上。在该地区的核电问题上，中国必须意识到他们要谨慎行事。

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几乎所有核电站都位于中国东海岸和太平洋地区。他们必须意识到，如果中国的任何沿海核电站发生严重核事故，他们可以预料到，中国的邻国也会以批评中国的方式做出回应。因此，这是一个敏感问题，从根本上可以追溯到该地区的政治竞争。”

中国政府2010年选择在甘肃建设核燃料后处理厂，希布斯认为可能是预期到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会反对中国的这项计划，因此选择在西部偏远沙漠地区设厂。

马达范认为中国对福岛核废水的反应显然受到民族主义煽动，但中国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自身核电工业发展迅速，但其核电运作的历史相对较短。谈到安全性和潜在事故，与核反应堆的累计运行经验有很大关系。尽管中国核工业目前没有发生重大事故，中国不该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安全性，至少要等到累计运行时间和日本或美国一样多才能定夺。

“中国的核电行业相对年轻，意味着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弱点显现出来，”他说，“积累的经验越多，就越有可能会遇到某种问题，所以必须警惕这种情况。”

马达范强调，防范事故的关键在于监管机构有多强大，以及如何建立核电行业的安全文化。但在中国政府高度集权控制的政治环境下，很难确保监管机构的独立性。这是中国核电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包括监管机构在评估增长速度时是否拥有最终决定权，是否应允许特定供应商生产组件，以及特定反应堆是否应获得许可。

“始终存在这样的危险，在集权政治控制的情况下，监管机构没有足够的权力来阻止看来不安全的事情，”他说，“如果政治领导人和安全人员、监管机构之间存在意见分歧，监管机构是否能够否决政治领导人？”

李剑芒说：“单从技术和经济角度，我认为中国的核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是正面的。但我对中国政治结构严重不信任，使得我心态矛盾。再好的东西，放在坏人手里对人类是好事还是坏事？”

VOA 2024.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