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关于武汉病毒研究的7个事实

2月3日，在世卫专家小组到达武汉病毒研究所时，该研究所大门前部署了严密的警力把守。(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5月24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七组主要事实，表明引起全球瘟疫大流行的中共病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病毒学家或对病毒进行功能获得性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译注：旨在提高病毒毒性和致命性的研究），或是病毒由于实验室安全标准不严而外泄。但无论如何，武汉病毒研究所都应对销毁关键数据，不能帮助世界了解病毒起源负有罪责。截至目前，这场大瘟疫已造成全球近350万人丧生，而且死亡人数还在继续增加。

首先，早在2012年，在中国墨江地区一个蝙蝠出没的铜矿，就有6名矿工患了相似症状的疾病，其中3人死亡。根据《华尔街日报》获得的证据，CT扫描“显示严重肺炎，与如今在许多中共病毒患者的肺部标记相同”。4名矿工的SARS抗体测试呈阳性。

其次，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怀疑是蝙蝠传播的冠状病毒，并从墨江地区276只蝙蝠身上，采集了病毒样本。这些蝙蝠至少分属6个不同种类。《华尔街日报》称：“他们从样本中提取了遗传物质，并对片段进行了测序”，“一半样本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包括一种SARS型。“至关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发现，所有6个蝙蝠种类都有冠状病毒合并感染的证据。也就是说，病毒可以很容易地交换相似遗传物质，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形成了可能感染人类的新病毒的成熟环境。”


2020年4月17日，中国武汉，武汉病毒研究所，左边为P4实验室。 (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领导这项研究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蝙蝠冠状病毒顶级专家石正丽。石正丽声称她对矿工进行了重新测试，否认这些矿工感染了中共病毒（SARS-CoV-2）的说法。

第三，武汉病毒研究所曾经拥有一个公共数据库，包括22,000个样本和病毒序列，其中15,000个样本来自蝙蝠。2019年9月，武汉病毒研究所关闭了这个数据库，声称是由于遭到了三千多次网络攻击。

第四，石正丽最近说，她的团队在矿山发现了另外8种SARS样冠状病毒。《华尔街日报》称：“许多科学家质疑为什么武汉病毒研究所不更早宣布那些病毒的存在，以及病毒与矿山的关系，为什么他们等了这么长时间才允许科学家检查病毒序列”，“有些人已经注意到，石博士还反复断言，墨江矿工是可疑真菌感染，而不是病毒。这与当时的研究论文和石博士在《自然》学术杂志上的更新相矛盾，在论文和杂志上这些矿工被认为是被一种病毒感染。”鉴于石正丽是研究所的雇员，因此，武汉病毒研究所应为她明显的造假负责。

第五，武汉病毒研究所对病毒进行了功能获得性研究。这种研究使病毒更具有致死性和传染性，虽然表面上说是在严格的控制之下，为了开发疫苗才这样做。据《华尔街日报》报导，一些科学家认为，研究论文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正在将他们培养的一些蝙蝠冠状病毒与其它遗传物质进行重组”。


2017年2月23日，中国病毒学家石正丽在中国湖北省省会武汉市P4实验室。 (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华尔街日报》报导，“石博士曾公开描述过正在进行的实验，包括在2018年和2019年进行的实验。这些实验是为了观察，是否各种蝙蝠冠状病毒可以利用其表面的刺突蛋白，与人类细胞的被称为ACE2的酶结合。”“这就是SARS病毒和中共病毒（SARS-CoV-2）如何感染人类的方式。”石正丽说，“实验需要将蝙蝠冠状病毒与另一种的刺突蛋白进行重组，然后再感染含人类ACE2酶的基因改造的小鼠。”

《华尔街日报》报导，“北卡罗来纳大学微生物学家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创造一种在实验室感染人类细胞的人造冠状病毒。”巴里克博士需要做一些解释。科学家不应该与极权政权合作，进行危险的生物学研究。

第六，3名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曾在2019年11月患病住院，症状与季节性流感和中共病毒一致。《华尔街日报》获得的这些信息很可能来自澳大利亚的情报部门。

第七，中共当局正在阻止研究人员和记者进入铜矿和周围地区。最近一位勇敢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设法骑山地自行车到那里拍了一张照片，但却遭到官方拘留5个小时，并删除了这张照片。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这些事实，提出关切，并要求获得更多数据。

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专家伊恩·利普金（Ian Lipkin）表示，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实验室进行的冠状病毒实验，其生物安全水平可能低于美国所要求的标准。

拉尔夫‧巴里克博士相信，中共病毒的遗传结构表明病毒是野外起源、自然进化而感染人类，但“严格的调查将审查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的生物安全水平……培训程序记录的详细信息，安全程序记录，以及为防止病毒因疏忽或意外而导致外泄，而制定的策略。”

芝加哥大学的病毒学家伯纳德‧罗兹曼（Bernard Roizman）告诉《华尔街日报》：“我坚信所发生的事是，病毒被带到了实验室，他们开始用病毒做实验……一些马虎的人将其带出了实验室。他们不能承认自己做了那么愚蠢的事情。”

显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收集和公开更多的证据。由世卫组织领导、负责调查病毒的来源的小组只在武汉病毒所停留了3个小时，也无法对铜矿附近的动物和人群进行抗体测试。甚至世卫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博士也批评他自己团队的调查不充分。

中共对病毒进行功能获得性研究应该是所有人都关注的问题。据《华尔街日报》报导，“批评家认为，基因增强的有害病毒从实验室泄漏出去的风险太大”，对帮助开发未来潜在大流行的疫苗没有任何好处。

2014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停止了对功能获得性研究的资助。但2017年，在一个专家小组更严格的审查之下，又恢复了这项研究。中国对功能获得性研究的限制不太严格，其科学也常常不合标准，并能够被习近平控制下的、没有道德底线的中共军队操控。

总而言之，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研究人员没有透露他们与中共军方的合作，发布了各种显而易见的、不一致的、不透明的造假数据。他们还阻止获得解释病毒起源的证据。

不过，多数科学家都确信，相对于发生频率要高得多的人-畜自然传播，实验室泄漏假说不太可能。

除非中共提高了其科学和政治道德，中共不能进行功能获得性研究。在目前中西方紧张对峙情形之下，西方科学家应该立即停止将这种强大的技术，交到中共那些可能草率、且与军方有联系的科学家手中。继续与中共进行科学研究合作，是将世界置于不合理的风险之中。

原文7 Facts About Virus Research in Wuhan: China Should End Gain-of-Function Research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2001年），和哈佛大学行政学博士学位（2008年）。他是政治情报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主管，《政治风险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发行人，其研究领域涉及北美、欧洲和亚洲。他撰写了书籍《凝聚权力》（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即将于2021年出版）和《禁止侵入》（No Trespassing），并编辑了《大国大战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一书。

大纪元 2021.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