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回美 他们讲述疫情见闻感受 华盛顿 — 65的麦克格里(John McGory)从没想过,他在武汉6年的生活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草草收场。 2020年初,在江汉大学教了6年英语的麦克格里决定退休返回美国,正在他整理行装准备返美的时候,武汉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肆虐而封城。他没能跟所有朋友正式道别,便坐上撤侨的飞机匆匆离开了武汉。 在湖北科技大学学习中文教育的普里西拉(Priscilla Dickey)寒假前跟回老家过年的朋友告别时,说的还是“一个月后见”。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再见。 美国人邓哲菲(Jonny Dangerfield)和妻子带着三个孩子辞别了被困武汉的亲人,怀着沉重的心情登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 疫情之下,城市封锁,交通中断,他们曾经熟悉的武汉变了一幅模样。 回家的路曲折又漫长。因为太太只是绿卡持有者,不是美国公民,邓哲菲没有赶上第一架撤侨飞机。经过充满未知数的等待之后,全家人终于上了第三批包机的名单。有了许可证之后,他们得以上路,前往机场。 邓哲菲说:“我们都是在高速公路,没有车。开往机场的方向,基本上没有车,整个路上可能看到一两辆。对面的方向看到多一些车。但是非常的奇怪。我的岳父开车,他说一般这种情况,我都会担心堵车,现在反而没有车让我担心,现在晚上八点应该是有车的,但是现在却没有车。感觉有点恐怖。” 普里西拉前往机场的路也颇费周折。她和女儿是第二批撤侨人员。由于一般私家车不能上路,她们差点没能找到去机场的车。通过她所在学校的帮助找到车一路飞奔到机场后,在那里接受了一次健康检查,接着迎来的是单调的等待。 她说:“我们4日下午6点到了机场,本来应该晚上10点登机,结果等到5日早晨8点才起飞。 美国的包机是货机改装的。 美国撤侨飞机由货机改造而成,没有窗户也没有空乘人员。外交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为乘客发放饮料食品,定时测试体温。(Priscilla Dickey拍摄) 邓哲菲说:“飞机没有窗户,就是一个货机的感觉,没有广播。如果有颠簸,前面的蓝色的灯就会一闪一闪,非常恐怖。飞机上当然也没有什么Wifi,但是他们给我们吃的也都是蛮好的。而且机上没有空乘人员,都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他们心情也很好,还在搞笑啊。飞机上大概200多人,没有人在抱怨,大家都很感激能够上这个飞机,就算等了很长时间。终于到了美国的空军基地,我们也都非常开心。” 安定下来的他们回顾在武汉封城,交通中断后的生活,不免唏嘘。 麦克格里回忆说:“在我的公寓的步行距离内有一个沃尔玛,所以我们会去那里,你得先量体温,然后他们才让你进入。他们有不错的物资供应。任何东西都不存在短缺。但是,提着三四十磅的东西,走大约一英里半。那是最难的事情。” 普里西拉说:“药店实际变成了免下车服务,他们不让你进药店。你得站在外面,等他们把药拿给你。” 回到美国,虽然还是在军事基地进行隔离,但他们自己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而对仍然在疫情区的朋友的担忧涌上心头,他们是不是健康安全?他们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 武汉出生和长大的韦女士由于不是美国公民,不符合上第一架撤侨包机的条件。从第二批撤侨包机开始,持有绿卡者也符合撤侨条件。韦女士赶上了第二批包机。目前在美军基地隔离的她说,现在的武汉让她很痛心。 她说: “我在国外生活这么多年,我看到我出生长大到17岁的城市变成这个样子真的很伤心,觉得很无辜。如果说现在死亡人数是900多个,那不光是900多条人命,那是900多个家庭。很多很无辜的人都牵扯进来了。” 麦克格里说,仓促之下,他都没能跟朋友好好道别。“我最后见到的人是一个叫丽莎的女士,这是她的英文名字。她是中国人,她有点像我住的公寓楼的看门人。所以我看见她,把钥匙给了她。而且,你知道,中国人不太喜欢拥抱,但我说,给我一个拥抱吧。我给她一个拥抱。她英语说得不好。她只是说,我爱你。我听了就哭了。我有点崩溃。我觉得离开我的朋友很伤心。他们仍然生活在疫情之中,你知道,他们每天的生活更靠近疫情,因为人们在生病,有人死亡。我有朋友告诉我,她爸爸有三个朋友死了,另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人死了。所以,这都是切肤之痛。而且,这些人是我关心的人。所以,这让我觉得(伤心),还有其他人,他们都很害怕。” 普里西拉8岁的女儿赫敏·迪基出生在湖北十堰,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武汉度过的。那里几乎承载了她所有的童年回忆。 她说: “我很想念我的朋友。他们有些是中国人,有些是美国人。离开他们,离开武汉让我有些伤心。” 普里西拉甚至为不能帮助还困在武汉的朋友而感到内疚。 她说:“我之所以感到内疚,是因为我们能够躲避病毒,而其他人,他们没有选择。中国人他们没有选择,他们不得不去面对。他们正在尽其所能面对疫情。他们努力在最坏的情况下争取最好的结果。我为此感到很伤心。你知道我没法帮他们。“ 武汉爆发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仅使困在武汉的人与外界隔绝,也引起了其他地方的人对身边的武汉人、湖北人甚至中国人的一些排挤举动。 武汉土生土长的韦女士感同身受。 她说: “那些被关在武汉外面的,无家可归的武汉人,受到了可以说是虐待。那些人被打,车胎被戳破,不给他们住,不给他们吃。真的很糟糕。“ 邓哲菲家住亚利桑那州,他说,他在那里也感受到了这种歧视。 他说:“你说湖北这两个字,人们就离你100米远,不想碰你。这种歧视让我很担心。最早是我老婆在美国的一个妈妈微信群里,都是来自中国的妈妈们,她们就开始发各种各样的评论,基本上就是骂湖北人和武汉人。他们听到亚利桑那,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家,有一个病例,就一个,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附近。他们就说‘他为什么来美国,为什么没留在中国,太不负责任了。’开始各种各样骂这个人。然后我老婆就在那个群里出现,说‘大家好,我是武汉人。’让他们淡定下来。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是人,我们不是有病的怪物。我们和你们一样,我们也很担心这个,也在做足够的安全措施。” 虽然离别仓促,但是,缘未尽,情未了。普里西拉说,她在湖北科技大学还有一些课程没有修完。疫情平息后,她会继续回到校园完成学业。 麦克格里已经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活。他说,这次在武汉的经历给以后的写作和演讲提供了素材。 邓哲菲说,这次的经历是他教育孩子的宝贵财富。他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医疗危机教育孩子,面对灾难不能慌乱,要成为人群中冷静镇定的力量。 VOA 2020.0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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