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黑人谈社会歧视文化成见与种族包容

北京 —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公民走出国门闯荡世界，各种文化背景和不同肤色的外国人也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上海和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等地，其中有不少非洲裔人士。他们中有些人留下来找机会， 求生存，谋发展，甚至一待就是十几年，成了旅居中国的常住户。 这个特殊群体在中国生活工作要面临哪些挑战和问题？ 会不会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歧视？文化上的差异能否相互包容？美国之音记者最近与一些在北京的非洲裔和亚裔人士探讨了上述问题，并从在华黑人群体和个体的视角触及了较为敏感的种族或肤色歧视话题。



今年3月31日，中国俏比公司推出一则洗衣溶珠广告。广告中，一名亚裔女子将一黑人男子用此公司产品“洗白”，变成了一个白净的黄种人。此广告在中国的多家主流媒体网站上进行播放。随后广告删减版推出，删减过后的版本不再有黑人男子。 5月下旬，美国网友在YouTube上看到了此则广告，引发了轩然大波，西方主流媒体纷纷指称俏比公司公然宣传“种族歧视” 。
无论是否有“种族歧视”之嫌，此则广告确实引起人们开始关注黑人在中国的生活。虽然有中国网民认为这则广告让人“尴尬”，但为何广告在中国播出之初没有触发激烈的声讨？在中国，人们是否对黑人存在歧视？在华的黑人群体又是如何看待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的？在华的黑人应该是此则广告最直接的“攻击”对象，他们是否感受到被侵犯？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包容性以及文化差异的影响？
最近，Nicole Bonnah 在北京三里屯“老书虫”书屋举办了“The Black Orient: Black Lives in China”纪录片预告片展映与座谈会，美国之音记者借此机会采访了Nicole以及其他几位活动参与者，了解他们对于俏比公司洗衣溶珠广告的看法以及在华黑人的生活境况。
洗涤广告被指歧视引热议
来自美国的Leonard作为一个在华的媒体工作者，他认为广告的目的并不重要。“更让人失望的一点是，这一则广告其实是抄袭了早前一则意大利的洗衣粉广告。之所以令人失望，是因为意大利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有同样的成见和歧视。”
对于相同的广告， 来自英国伦敦的Melissa的看法更加乐观一点。身为华裔和马来人的后代，她同样对于俏比广告的内容感到震惊，但她认为俏比公司并不是刻意为之，他们只是没有预见到结果的严重性。“对于我来讲，俏比洗衣溶珠的广告让我感到十分震惊。我从伦敦来，伦敦是一个十分多元化的城市，人们习惯于去接受‘不同’。 (广告)这个事实的确让人失望，但我认为他们只是没有意识到会带来如此负面的结果和影响。它会让人感受到侵犯，但是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我能理解这个广告为什么会出现。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情的确是不好的，但并没有那么糟糕。”
来自美国纽约的罗力澜与Melissa持相似的意见，他同样表达了自己的震惊，但是他相信中国的歧视问题最终会的到解决。他讲道：“现在都是21世纪了，类似还会有这种广告呢？我个人真的觉得，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处理种族歧视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任重道远。所以我觉得，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年轻的中国人他们碰到更多外国人以后，他们可以比较了解全球化，和外国人的看法，他们会更熟悉跟外国人在一起，也包括黑人。”
Shagi作为一个在中国从商多年的多米尼加人，则从商业的角度分析了此则广告。他分享道：“对于我来说，俏比的广告只是一桩没有做好的生意。这间公司做了非常错误的决定。我不会认为这是一件能够代表中国态度的事情。任何地方都有歧视，即使在非洲也存在，比如在黑色人种和浅黑色人种之间。并且我认为俏比公司并没有意识到会有如此负面的影响和社会回应，这只能说明他们决策出现了问题。令人感到欣慰是，中国政府甚至CCTV站出来发言，展现中国并非一个支持种族歧视的国家。”
Nicole也认为这则广告并非想去刻意中伤任何人。“但是在这个广告的内容以及他们阐述故事的方式中，它体现了一个潜在的、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存在对于黑人的偏见。这展现了人们对于‘他者’的偏见和误解，而这种对于‘我们’和‘他者’的区分造成了一群人对于另一群人的偏见和歧视。”
在华黑人遭遇社会歧视及其原因
对于黑人是否在中国受到歧视，每一位受访者也从他们自身的经历出发，与记者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Nicole分享道：“我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我在中国感受到更多的是人们的包容与接受。大多数时间，人们只是对我感到好奇，他们希望更多地去了解我或者与我交谈。”她也与我们分享了她曾经遭遇歧视的经历，“比如人们不相信我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或者仅凭我放在简历上的照片拒绝我的工作请求。在这些时刻，我认为我感受到了一些对于有色人种的那种被制度化、机构化的歧视，以及人们一些‘欧洲中心主义’的想法。”Nicole认为歧视的确存在，但这并不能代表一切，“积极美好的一面仍然大于那些消极负面的现象，这也是为何这么多人仍然生活在这里原因，这也是我继续留在中国的原因。”
在中国生活了7年的罗力澜也与记者分享了一个他的切身经历。他说道：“我在街上走路的时候，碰到一些种族歧视。我可能找一个出租车，（但司机说）‘我不会带这个黑人走’。 ”
来自美国的Leonard则认为，国籍是影响一个人所受歧视的因素之一。Leonard认为：“ 即使你的肤色是黑色的，但是你来自于一个白人占大多数的国家，比如美国，你所面临的歧视是会比来自其他黑人国家的人少很多的。作为一个生活在这里的黑人，我经历过被歧视。但当我拿出我的（美国）护照，对方知道我来自哪一个国家，我感受到我所收到的歧视大大减少。”
Nicole则认为除了“国籍”以外，中国人对于黑人根深蒂固的看法和成见也是歧视产生的重要原因。“这里存在着一些根深蒂固的对于黑人及其文化的看法。我认为这是生活在中国的黑人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中国人认为我们是谁，他们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希望能够用比较积极的方式去改变这些成见，或者说去证明自己。”
Shagi的感受更加正面一些，他承认自己曾经遭受过歧视，但他并不认为这是“种族主义”，这也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着的问题。“对于我来讲，（在中国）我没有过很多被歧视的经历，虽然歧视的确存在。而且现在的情况在不断变化，中国在短时期内实现了飞速的发展，中国的确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让方方面面都步入正轨，发展与问题并存是正常的现象。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中国还是很好的，我很享受在这里的生活。‘歧视’在任何地方都存在，不仅仅在中国，我甚至在去美国休斯顿、华盛顿走亲戚的时候感受到比在中国更大的歧视。”
罗力澜则指出，中国人对于黑人的偏见实则来源于电视电影。但是总体来说，他对此问题仍抱有较为乐观的态度。同时，他也指出，中国对于黑人的偏见，存在着农村与城市的差别。罗力澜认为，中国没有一个黑人的历史，所以中国人对于黑人的成见是从电视、电影看的。“我觉得他们一看我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预定的成见，根深蒂固的，但是后来他们看这个外国人很想了解我们的文化，他们更愿意跟我聊天、打交道。”而关于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他觉得“特别在农村，对这些农村的人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外国人，特别是一个外国黑人，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比较难。”
镜头里的在华黑人社群
面对在中国的挑战和或多或少的成见，Nicole向我们阐释了她在拍摄纪录片时的所见所闻，我们可以通过她的描述了解在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黑人，以及他们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
Nicole分享道：“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人们的适应能力。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很积极地去适应这里的生活，我所听到的大多数故事也都是十分正面的。我们可以超越彼此之间的不同，建立相互间的情感联系。我们与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交流，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也让我们去包容彼此间的不同。”
在Nicole创建的网站“Black Lives in China”(在华黑人的生活)中，她也提及了在广州生活的黑人群体。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广东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包括非洲，并逐渐形成了“非洲城”（African Town，又名“巧克力城”Chocolate Town）。一名中国摄影师李东从2011年开始关注在华黑人群体，并举办了个展《宝汉直街——广州黑人街》，带领观众直接感受广州黑人的日常生活。Nicole在她的网站中也提到了自己与李东的合作。
除此之外，Nicole还分享了自己在纪录片准备期间与广州黑人社区接触的经历，她也拥有与Leonard类似的体会。但与Leonard不同的是，她的英国护照虽然为她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便利，却成为了她被广州黑人群体“边缘化”的罪魁祸首。她提到自己的英式英语口音和英国护照为她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优待。但在她与（广州）当地的非洲人交谈的时候，她的口音与护照却成了她被当做“他者”的证据。
在华黑人与变化中的中国
在采访的最后，每位受访者也分享了他们对于中国或者北京的看法。
罗力澜说：“我觉得北京就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因为我从来都很喜欢政治主题。如果我们用中国跟美国比较，我觉得北京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就是美国的政治中心。我很喜欢政治方面，所以我很喜欢住在北京。”
Melissa则认为“北京变化十分之快，并且是一个十分多元化的城市。”
Nicole走访了中国的多个城市，她认为“中国是一个很棒的国家，并且它还在不断地发展，而且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国家，她对于差别与不同有着宽容的态度，这是十分值得称赞的。”
Leonard则十分敏锐地感受到了中国所发生的重大的转变。“在历史上，中国拥有一些‘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的观念与成见。但随着中国的开放，人们逐渐意识到重新审视这些‘种族中心主义’观念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很多困难，但我希望情况会越来越好。”
Shagi从更加个人的角度分享道：“我在中国生活了十年，而我的未婚妻则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将近十四年。我们想要离开，想要寻找一个全新的生活节奏与方式，但是我们还不确定什么时候会离开。”

VOA 2016.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