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ary： 回应《2023年COVID-19起源法案》，解密有关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共病毒大流行病起源之间的潜在联系信息
编者按：现在的国家情报局局长艾薇儿·海因斯（Avril Haines）于2021年1月份由拜登任命。国家情报局办公室编写的该报告仅仅代表当前该情报部门的结论。但是，川普政府时期的前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John Ratcliffe）很早就指出，国家情报局的大量情报确凿证明COVID-19是来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
内容摘要
本报告是对《2023年COVID-19起源法案》的回应，该法案要求美国情报界（Intelligence Community，IC）解密有关与武汉病毒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WIV）和中共病毒（COVID-19）大流行病起源之间的潜在联系信息。本报告概述了情报界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理解，该病毒所的能力，以及病毒所工作人员在COVID-19大流行病发生前和发生初期的行动。本报告不涉及两种大流行起源最可能的假设推论，也不探讨武汉市内除武毒所之外的其它试验室情況。本报告的保密附件包括为保护（报告）来源和（获取）方法而需要从本报告的非保密部分中排除的信息，但附件中包含的信息与本报告中包含的非保密评估一致。
本报告由负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扩散的（美国）国家情报官员起草，并与美国情报界协调。
3月，美国情报界更新了其对与COVID-19起源有关的核心情报问题的分析，包括人类首次感染的SARS-CoV-2（冠状病毒）是否是引起中共病毒大流行的病毒，该病毒是否是（源自）受感染动物的自然事件或实验室相关的事故结果。
美国情报界对COVID-19大流行病起源的分析观点的差异主要源于各机构在衡量情报报告和科学出版物以及情报和科学差距方面的差异。随着所有机构的继续评估，自然和实验室相关起源理论仍然是解释第一次人类感染的合理假说。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和其他四个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认为，人类最初感染SARS-CoV-2很可能是由于自然暴露于携带SARS-CoV-2或接近原体的受感染动物，这种病毒可能与SARS-CoV-2相似度超过99%。
美国能源部和联邦调查局评估认为，实验室相关的事件最可能是导致人类首次感染SARS-CoV-2的原因。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另一个机构仍然无法确定COVID-19大流行病的确切来源，因为这两种假说都依赖于大量假设或面临着病毒来源报告互相冲突的挑战。
几乎所有的美国情报机构都评估说SARS-CoV-2不是基因工程。大多数情报机构认为SARS-CoV-2不是实验室改造的；一些情报机构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所有美国情报机构都认为SARS-CoV-2不是作为生物武器开发的。
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共人民解放军一起或代表中共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活动
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一个由中共科学院（CAS）在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民间研究机构。尽管武汉病毒研究所独立于中共人民解放军（PLA），但调查委员会评估认为，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曾与解放军有关的科学家合作进行与公共卫生相关的研究，并在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项目上进行合作。调查委员会获得的信息表明，解放军和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了几种病毒的研究，包括冠状病毒研究，但没有已知的证据证明研究可能是基于SARS-CoV-2祖先病毒的研究。例如，解放军的研究人员曾使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进行病毒学和疫苗相关研究工作。
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武汉病毒研究所资助并由其部分人员开展研究项目，以提高中共国对疾病病原体的认识和早期疾病预警能力，满足军队的防御和生物安全需求。
在合作开发SARS-CoV-2疫苗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与解放军合作开发了与冠状病毒相关的其他疫苗和治疗方法。美国情报界评估说，这项工作是为了满足公共卫生的需要，其使用的冠状病毒与SARS-CoV-2的关系甚远，不可能导致SARS-CoV-2的产生。
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冠状病毒研究和相关活动
在中共病毒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对冠状病毒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包括动物采样和基因分析。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大流行前的研究储备包括SARS-CoV-2或与之接近的原体，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在大流行前发生了涉及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的具体研究事故，导致COVID大流行。
武汉病毒研究所冠状病毒研究和病毒持有情况
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蝙蝠样本库, 这才使其冠状病毒的研究和相关的公共卫生工作成为可能。美国情报界掌握的信息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于 2019 年 12 月下旬首次发现 SARS-CoV-2，当时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从被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样本中分离并鉴定出了该病毒。
2013年，武汉病毒研究所收集了动物样本，他们从中发现了蝙蝠冠状病毒RaTG13，该病毒与COVID-19病毒有96.2%的相似度。
到2018年，武汉病毒研究所对RaTG13几乎进行了全部的测序，这是已知的与SARS-CoV-2第二接近的全基因组匹配，仅次于相似度为96.8%的BANAL-52。这两种病毒都没有足够接近SARS-CoV-2，因此不是直系祖病毒。
自2019年以来，一些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分析了穿山甲样本，以更好地了解这些动物的疾病爆发特征。
到2019年底，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团队专注于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和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相关冠状病毒的研究。这两个团队分别使用转基因小鼠模型来更好地了解病毒如何感染人类，以及相关的疫苗和治疗方法研究。然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20年初转向支援与COVID-19大流行有关的更广泛的公共卫生工作。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遗传工程研究能力
我们评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些科学家已经使用普通的实验室做法对冠状病毒进行了基因工程改造。 然而，美国情报界没有任何信息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任何基因工程工作涉及SARS-CoV-2（或一种近祖）或与大流行的源头密切相关的骨干病毒。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通过基因工程创造了类SARS冠状病毒的嵌合体或组合，试图克隆其它不相关的传染性病毒，并对类SARS冠状病毒使用反向基因克隆技术。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些冠状病毒基因工程项目涉及的技术可能让人难以检测有意的基因改变。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名学生 2017 年的一篇论文表明，反向基因克隆技术（先进分子实验室使用的标准技术）没有留下SARS冠状病毒基因修饰的痕迹。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全问题
一些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可能至少在大流行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没有采取足够的生物安全预防措施来处理类似 SARS 的冠状病毒，从而增加了意外接触病毒的风险。 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在努力改善生物安全条件并进行相关培训。 我们不知道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了什么具体的生物安全事件，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全培训似乎也是例行公事，而不是中共国领导层的紧急应对措施。
在2017年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进行生物安全4级（BSL-4）认证近一年后，中共国对哪些病原体需要更高的生物防护协议的决定仍然不透明，而且该设施缺乏经过适当培训的人员。
2019 年中期，武汉病毒研究所官员在中共国越来越广泛的生物安全立法的背景下评估和实施生物安全改进、培训和采购。 2019年11月，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共科学院其他单位合作，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和非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举办了生物安全培训班，其中包括来自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讲师。 考虑到活动的时间安排，这次培训似乎是例行公事，而不是对特定事件的回应。
尽管早在 2017 年就承认SARS病毒能够通过其刺突蛋白直接感染人类，并在 2019 年初警告过相关做法的危险，但是，截至 2019 年 1 月，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仍然在生物安全2级（BSL-2）的实验室进行了类似 SARS 的冠状病毒实验。另外，武汉病毒研究所计划于 2019 年秋季对穿山甲样本中的潜在流行病毒进行分析，这表明研究人员试图分离活病毒。
2020 年，即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爆发仅几个月后，对武汉病毒研究所高密闭实验室的检查发现，该实验室需要更新老化设备和额外添加消毒设备并改进通风系统。由于此次检查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为了应对 COVID-19 疫情危机所进行的检查，因此并不一定能够说明疫情爆发前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全状况。
2019 年秋季，几名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生病并出现症状，他们的一些症状与 COVID-19 症状一致，但无法确诊为COVID-19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此患病信息既不支持也不反驳有关大流行起源的任何假设，因为研究人员的症状可能是由多种疾病引起的，并且某些症状与 COVID-19 不一致。 按照标准做法，作为高安全性生物安全实验室职责的一部分，这些研究人员可能是在做列行的年度健康检查。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武汉病毒研究所保存了所有实验室人员的血液样本和健康记录，这是高密闭实验室的标准操作程序。
没有迹象表明这些研究人员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符合COVID-19的症状而住院。一名研究人员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内因治疗非呼吸系统疾病而住院。
中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2020年初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了调查，并采集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的血样。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21 年 3 月的公开报告，包括负责冠状病毒研究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小组负责人石正丽在内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官员表示，实验室员工样本的 SARS-CoV-2 抗体检测均呈阴性。
虽然几名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在 2019 年秋季患上轻症，但他们出现了一系列与感冒或过敏一致的症状，这些症状与 COVID-19无关。虽然一些研究人员曾对动物呼吸道病毒进行过研究，但无法确认他们中的任何人在患病之前是否接触过活病毒。
附录：名词定义
抗体：在对被称为抗原的传染源的一部分进行免疫反应时产生的一种蛋白质。
骨干：用作构建合成结构的底盘的基因序列，如用于克隆、蛋白质表达和生产的基因序列。
Biosafety（生物安全）：应用知识、技术和设备，防止个人、实验室和环境暴露于潜在的传染源或生物危害。四个生物安全等级（BSL）定义了可以安全操作生物制剂的隔离条件。这些标准从对低风险制剂的适度安全要求（BSL-1），到对高风险制剂的最严格控制（BSL-4）。中共国的标准范围是P1-4。
生物安保：对生物制剂、毒素以及生物材料和信息的保护、控制和问责，以防止未经授权的占有、丢失、盗窃、滥用、转移以及意外或故意释放。
冠状病毒：可以感染人类和/或动物的常见病毒家族。 大多数冠状病毒引起的人类疾病通常持续很短时间，并出现与“普通感冒”一致的症状，例如流鼻涕、喉咙痛、咳嗽和发烧。
COVID-19：一种由SARS-CoV-2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病，该病毒是一种乙型冠状病毒病毒。
诊断信息：允许美国情报机构分析员区分各种假设的信息。本例是实验室起源和自然起源理论。
DNA（脱氧核糖核酸）：一种携带生物体生长、发育、功能和繁殖的遗传蓝图的分子。
基因功能获得（Gain-of-function）：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这是一种研究方法，涉及操纵生物体的遗传物质，以传授新的生物功能，从而提高毒性或传播性（例如，通过基因改造病毒来扩大其宿主范围、传播性或疾病的严重程度）。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认为，基因工程、基因修饰和实验室适应性都可用于功能增益实验，但本质上并非如此。
基因工程或转基因病毒是利用生物技术有意改变、创造或编辑的，如聚类规律性间隔短链重复（CRISPR）、DNA重组或反向遗传学。这些病毒对基因组进行了有意的、有针对性的编辑，旨在实现特定的结果，但也可能发生无意的基因组变化。
基因组：一个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它由DNA组成，有时也包括病毒的RNA。
基因组测序：确定生物体基因组的DNA或RNA序列的过程，或其 "遗传密码"。一个生物体的遗传密码是四个核苷酸碱基：腺嘌呤、胞嘧啶、鸟嘌呤和胸腺的排列顺序，以指导决定遗传性状的蛋白质中20种不同氨基酸的序列。
中间种/宿主：一种可被贮藏种的病原体感染并将病原体传给另一宿主种的生物；感染在这一群体中不持续。
实验室适应型病毒通过人类在实验室中促成的过程，如反复通过动物或细胞进行了自然、随机的突变，给病毒带来了更快的进化压力。在这些过程中，不一定能预见到病毒基因组的具体变化，尽管可以预期病毒会获得某些特征，如感染新物种的能力。这是病毒的公共卫生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技术。我们认为定向进化是在实验室适应下进行的。
与实验室有关的事件包括发生在生物研究设施中或与研究有关的取样活动中的事件。
自然发生的病毒没有在实验室中被改变。作为进化过程的一部分，病毒通常会发生随机变异，并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变异可能使病毒适应其环境，如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和促进病毒的复制。
爆发：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一种疾病的发生率突然增加。
爆发包括流行病，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发生在有限地理区域的传染病的术语。大流行病是接近全球的疾病爆发。
穿山甲：一种非洲和亚洲的哺乳动物，身体覆盖着重叠的鳞片。
穿山甲是冠状病毒的天然储库，研究人员正在调查它们作为COVID-19病毒的中间宿主的潜在作用。
病原体：一种细菌、病毒或其他可导致疾病的微生物。
原生病毒：与SARS-CoV-2密切相关的病毒，相似度超过99%，是其直接祖先或可信的爆发的直接起源。与SARS-CoV-2最接近的已知亲属只有大约96%的相似性；为了说明这一点，人类和黑猩猩大约有99%的相似性，显示出即使在这种相似性下也有很大的差异。
逆向遗传学：通过引入突变并研究这些突变的影响来确定基因的自然功能的过程。
RNA（核糖核酸）：对基因编码、解码、调节和表达至关重要的分子。某些病毒的基因组，包括冠状病毒，是由RNA而不是DNA构成的。
病毒：一块可复制的遗传物质--DNA或RNA以及相关的蛋白质，利用活细胞的细胞机制进行繁殖。
动物传染病：在自然条件下可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一种感染或一种疾病。人畜共患的病原体可能是病毒、细菌或寄生虫，有时可通过昆虫，如蚊子传播。
人畜共患病的溢出：在自然条件下，由动物和人之间的接触引起的初始感染或疾病。在自然条件下，动物和人之间的接触引起的初始感染或疾病。
参考链接：https://www.dni.gov/files/ODNI/documents/assessments/Report-on-Potential-Links-Between-the-Wuhan-Institute-of-Virology-and-the-Origins-of-COVID-19-20230623.pdf
Gnews 2023.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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