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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mifeng 2017-3-26
“刀刺辱母者案”的舆情热度，依旧是“高烧不退”。卷入讨论的，不只吃瓜群众，还有很多媒体和专业人士。
当事人于欢到底是不是正当防卫，对他的行为究竟该怎么定性或量刑?办案民警有无渎职失职，该担何责?高利贷和禁锢人身自由的讨债方式该怎么遏制……这些都成为讨论焦点。
“刀刺辱母者案”甫一曝出，立马引爆了舆论，据长安剑、侠客岛等媒体报道，全网上亿条评论刷爆这个春日的周末。这不无原因：能引发裂变式传播的事件，必有其能击中公众痛点与共鸣之处。
“刀刺辱母者案”能从极端个案变成刷屏话题，能让互撕成习的舆论场罕见地、一边倒地表达某种态度，也必然是因为它投射的现实截面与人们的遭际可能有重叠。其发生逻辑与具体情节有较强的代入感，为人们的移情提供了落点——与其说是公众关心于欢，不如归结为人们从于欢身上看到了自己。
于欢的遭遇，未必具有什么普遍性，但至少有两点触碰到了人们的痛感神经——个人在面对近乎极端的羞辱时如何以对，还有执法和司法层面能否为个体实现权利救济。
前者关乎人心人伦，后者关涉法治正义，二者都连着公民尊严。
讨债者杜志浩当着儿子面淫亵母亲的做法，高利贷高到可怕的利息，还有相关执法人员的出警处置措施，会成为舆论炮火对准的靶心，也是因为，这些突破底线之举是跟践踏尊严连在一起的，并合成了我们生活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激起了我们的切身痛感。
在公共事件中，往往也正是这些发轫于切身痛感的在场关注与强势围观，倒逼了公平正义在个案上的归位，促成了很多社会症结的消弭。
都说“法律不可远离‘看得见的人情’”，而那些公共发声，正是法律的庭院外看得见的人情民意。
这并不是说，法律就该迁就和盲从民意，看舆论“脸色”行事，而是指司法在保持独立公正的同时，也要接受舆论监督，经得起法治和民意的考量。如果某个判决在“法律公正”“人本关怀”等指针上与普遍的民意脱节，那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是不是有些环节出了问题。
最高检发布微博，派员调查于欢案
在该案中，于欢到底是不是正当防卫，该不该判无期，是法律范畴的事宜，也要靠事实和法律“落槌定音”。法律是裁断是非的准绳，当成共识。
但法治语境下的裁决，未必就该“冰冷”得不近人情。正义从来都不是机械地拼装法条，世俗情理也是对司法实践中弹性裁量的制衡。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为保持法律准绳的垂直，必须加入人的重量”，也是说法律会内蕴人文价值，其价值取向通常也会跟道德律等有一致性。
基于此，司法更应敞怀接受舆论监督。现实中，也正是舆论监督，推动了中国法治的前进步伐。
像唐慧案和聂树斌案等，汹涌的舆论都对案件趋于公正的走向，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刀刺辱母者案”激起的舆情波澜，同样可以成为推动法治向前行进的重要力量。
不必担心舆论监督会受限于舆情质量的良莠不齐，舆论本就有“无影灯效应”：舆论空间中会有自发的信息相互补充和纠错机制。像“刀刺辱母者”事件上，有人提醒不能混淆一般正当防卫和特殊防卫的概念，认为只有刀架在脖子上才能防卫，有人则指出，于欢杀人时“辱母”行为已结束，刀刺属于防卫但过当……这些专业见解糅合在一起，对司法实践不乏参考价值。
“刀刺辱母者案”引发的讨论是海量的，这些井喷的讨论承载着厚重的舆论监督诉求，也该成为兑现法治正义的“助攻”。
新京报 2017.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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