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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mifeng 2016-10-4
两德统一不仅仅能够给世人以解决统一等历史遗留问题的经验，同时也给所有面临一般性民主化转型及其巩固问题的国家以正面的参考价值。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精英政治家在转型时刻，需要悲天悯人的灵魂气质，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它表现为追求和平与仁慈，而不是冲突与残忍。本文摘自2016年7月13日《中华读书报》，作者萧瀚，原题为《政治是一项仁者的事业：德国统一史的启示》。【相关阅读：台媒：一国两制比德国模式更优越】
1990年10月3日，德国人在国会大厦前庆祝统一（图源：德国联邦档案馆）
1989年11月9日晚7点左右，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媒体发言人沙博夫斯基，在东柏林的新闻中心宣布一项放松旅游管制的法令。这份原定11月10日生效的法令被沙博夫斯基口误宣布为即时生效，立刻，该消息被人们进一步误断为“柏林墙开放”，以致人们如潮水般涌向了西柏林。新上台不久的统社党总书记克伦茨意识到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他没有办法下令检查站的士兵对人民开枪，于是，经过几个小时的对峙，午夜刚过不到半个小时，柏林墙就被人们打开缺口，柏林墙倒塌，通往西德的边界消失了。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超过400万东德人通过消失了的边界来到西德。
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带领他的政治家团队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密集进行各种会谈，取得两德人民和国际支持，完成了两德统一的历史使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年初出版了一套四卷本的《德国统一史》以及霍斯特·特尔切克（HorstTeltschik）的《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这两种书以德国人一贯的清晰、明确、严谨、细致的风格，详细记述了两德统一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过程，读者从中可以获得大量此前在中文世界无法获得的一手材料。
一
在1989年11月9日晚柏林墙倒塌的重要历史时刻，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正在访问波兰，在晚宴上获得消息后，根据特尔切克《329天》的记述，科尔总理当时被彻底震撼，事态的发展过于迅速，他感到自己现在是“在错误的时间，坐在错误的地方”。在最初的震惊之后，科尔意识到要谨防决策操之过急而发出“错误信号”，从而给已经炙热的人民情绪进一步加码，他说，“现在正是书写世界历史的时刻”，他并且意识到两德统一的“历史车轮正在更快地运转”。
第二天下午，中断访问迅速回国的科尔被西柏林市长社会民主党人蒙佩尔耍计谋骗到事先准备的政府反对派群众集会上，科尔面对满席嘘声发表演讲，呼吁人们要理智，不要追随极端主义的口号，要“从容不迫地一步步找到迈向未来的共同道路”。就在这一集会演讲期间，戈尔巴乔夫请特尔切克给台上的科尔带话，让他一定要安抚人民，他担心局势失控（这在戈氏的回忆录里也得到了证实）。随后，科尔总理到支持者集会上演讲，除了雷鸣般的掌声之外，科尔还受到了许多来自东柏林的东德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是第一次直接见到科尔总理，一定要碰碰他”。而当他去查理检查站时，人们高呼科尔总理的名字“赫尔穆特”，并激动得流泪。而正是这一次的经历，使得科尔下定决心要完成两德统一的历史使命。
当晚10点，科尔与撒切尔夫人通话。当天白天，撒切尔夫人曾在白厅前对媒体说：“这是自由的伟大一日。现在柏林墙也必须倒塌。”随后，科尔与布什总统通话，布什在表达了对科尔总理及其联邦政府处理此事的敬意之外，还提到他马上要会见戈尔巴乔夫，会见将因柏林墙事件而变得异常重要。而早在昨天，科尔总理已经非常明确地宣称，他拒绝四大国之间绕开联邦德国就两德统一问题进行沟通。而此前，科尔总理府已经获悉，戈尔巴乔夫敦促克伦茨确保民主德国能够“和平过渡”。
11月11日，苏联做了克制的表态，他们认为东德的做法是明智的，它已是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国家，而柏林墙也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法国媒体反应热烈，政界态度则不完全一致：总统密特朗声称要完成他的访问东德计划，但他在与科尔通话时表达了对德国的友谊；外长杜马则称合法追求重新统一的德国会受到国际局势现状的延宕：而总理罗卡尔则认为，慢一点或许更好。
上午9:30，东德统社党总书记克伦茨来电话，他表示东德需要改革，但不考虑统一问题，遭到科尔反驳，但双方并无不愉快。
中午12点，科尔与戈尔巴乔夫通电话，后者在明确表达东德需要改革的同时，并没有反对两德统一，他只是对稳定有着担忧。
至此，四大国美苏英法以及另一个当事国东德的态度都已大致明朗。戈尔巴乔夫在其中的作用尤其重要，作为冷战时期对立方的总代表，他没有继续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对东欧国家改革的镇压，没有成为时代潮流的阻挡者，难能可贵。
在两德统一的进程中，1989年11月28日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也被认为是德国统一正式启动的日子，科尔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统一“建议”，就是著名的《十点计划》。该计划包含首要的统一原则即德国人民可以通过自由的自决重新统一，以及如何让东德人民直接受益，如何扩大国际合作，如何使德国统一符合全欧的利益，如何与东德协作以最初的邦联形式过渡到联邦（避免邦联固化产生多主权恶果）等。除了少量的怀疑甚至否定，总体而言，这一计划获得了国内国际的热烈响应。戈尔巴乔夫指责科尔总理行事速度过快，但布什总统反驳说，科尔并没有制定统一时间表。确实，科尔在这一点上听从了特尔切克的意见：“联邦总理要谨防提到时间表。过去几周的事件表明，时间表可能会多么快地变成废纸。”随后，至少戈尔巴乔夫以较为温和的态度看待科尔政府的计划，虽然苏联无法不担心自己在东欧各国大量驻军的问题。
到12月15日，科尔政府已经可以确信，欧共体11国和北约15国全部同意两德统一计划，这对他们是个巨大的鼓舞。即使有法国这样犹疑不决的存在，但也不是实质性的障碍。随着科尔政府频繁密集的国际会谈，逐步消除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等的疑虑，统一的信念进一步扩展。
1990年2月5日，东德总理莫德罗在瑞士电台下决心宣布，一个并非中立的统一德国也是可能的。这是放弃华约脱离苏联的明确表示。
至此，科尔政府的第一步计划几乎完美实现，两德统一进程获得实质性进展，步伐开始加速。在2月10日与戈尔巴乔夫的莫斯科会谈中，令科尔政府倍感欣慰甚至意外的是，戈尔巴乔夫依然只是担心两德统一对欧洲安全和稳定的影响，对统一本身已经完全接受。特尔切克写道：“又一个轰动：戈尔巴乔夫没有确定最终的解决方法，没有索取代价，甚至没有威胁。这是怎样的会谈！”戈尔巴乔夫兑现了他在1988年和1989年与科尔会晤时的诺言，他不介入两德统一问题。
二
抽象的国际支持虽然是首要的道义资源，但常常不敌具体的利益问题，横亘在两德统一前路上还有几个棘手的国际问题，一是两德统一后德国与北约的关系问题，二是奥德-尼斯河边界问题，并涉及战争赔款问题、德裔波兰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这第二个问题被《德国统一史》第四卷称为两德统一“最大的障碍”“问题中的问题”。国际局势因此变得复杂，例如，布什和撒切尔夫人会支持统一后的德国是北约成员国，支持科尔总理在奥德-尼斯河边界问题上的态度，但撒切尔夫人对于德国将来在北约的地位问题是持疑虑态度的，这是英德的传统疙瘩；戈尔巴乔夫和密特朗则又不同，至少后者在边界问题上从来都是站在波兰立场上的。这些都不是简单对错问题，而是各方利益分配问题。而最初科尔政府不愿意让波兰进入与边界问题相关的统一会谈显然也不合理。虽然苏联确实并没有真正介入两德统一，但在后续的会谈中，因北约问题也敲了一笔数百亿德国马克的经济援助，这确实说明，国际交往中也一样，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而除了国际问题之外，更为严重并难以解决却必须解决的是，两德统一过程中的经济问题。两德经济体量和成就存在巨大反差，简单的货币联盟并不能解决未来诸如就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问题，原西德得长期大规模地向东德输血。《德国统一史》第二卷详细分析了两德统一过程及之后科尔总理在经济领域艰难的工作，他认为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诸多冒险政策，有悖于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但这是迫于形势不得不然的无奈之举，政治统一这个目标几乎无条件地压倒了所有其他考虑。
经过两德内部事无巨细的协调、合并、清理等诸多工作，国际上也经历了无数轮博弈、还价（到9月17日300多天的时间里，光是科尔与密特朗的会面记录就有80次！），两德统一逐渐取得了决定性成果。6月21日，西德联邦议会和东德人民议会以2/3多数通过了《关于建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的条约》，另外还通过了承认波兰西部边界的声明；8月23日，联邦议会以2/3多数通过了《选举条约》；8月31日，西东代表克劳泽与朔伊布勒签署《统一条约》，9月20日，联邦议会和人民议会通过，9月21日，联邦参议院通过；10月2日，东德人民议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10月3日，零点，东德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德统一正式完成。
三
每当发生重大事件，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历史进程甚至直接影响历史方向时，各种各样的条件与机运显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内部条件其实更为重要。假如当年没有科尔政府，两德统一是否会那么顺利就很不好说。
科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牌政治家，以老练沉稳著称。他完全清楚德国先贤马克斯·韦伯在题为《以政治为志业》的演讲中的那句名言：“政治是一门用缓力穿透硬木板的艺术。”就在与四大国领袖全部有过接触一周之后，科尔在法国总统密特朗召集的1989年11月18日十二国国家或政府首脑巴黎峰会上，竟然不提两德统一问题，而仅仅只是报告与分析目前事态，这一出人意表之举，使得撒切尔夫人因此表现冷淡。如特尔切克所言，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不让各大国就此事议论太多，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奥茨门特批评科尔用欺骗成就两德统一，说：“科尔一方面承诺给东德人一个美好的前景，另一方面又向西德人保证，这样做不会带来太大的痛苦。然而事实却证明，这两个许诺都是假的。”这往往也是今天许多人评价科尔最普遍的说法之一，但就是被科尔赶下台的前任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也没有对科尔作这么严厉的指责，他在与美国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斯特恩对话时，就认为科尔虽然没有对人民说出全部实情，但也是不得已的，他自己在位，也做不到，因为他明白：“当一个政治家对民众说真话时，他当选的机会就会明显减少。”他认为，一个政治家“不能说他认为不真的话……他绝对没有道德义务，把他认为真实的话全都抖搂出来。另外，政治也同日常生活一样，允许被迫说谎，所谓‘白色谎言’”。（《百年世事：德国原总理施密特与美国历史学家斯特恩对话》，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当然，在政治哲学领域，所谓“白色谎言”到底是不是“白色”的争议在人类历史上已有数千年，尤其是谁来评判何为“白色”更是一个莫衷一是的问题。民主制及其代议制本身并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政治毕竟是一项功利的事业，虽然两德统一迄今为止依然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严重问题，但如果当年科尔政府选择了另一个选项，袖手旁观，未能抓住机会实现统一，或许他会被视为最无能甚至严重有愧于德意志人民的总理。作为人民，有权苛责政治家，但作为对现实的理性与公允的评价，却无法要求政治家完美实现人民的目标，因为那本来就是不可能的。
四
两德统一这329天紧张而辉煌的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代转型政治和平成功的一个伟大典范。欧洲的历史地理样貌决定了两德统一不可能那么顺利，若没有科尔总理整个团队准确的判断力、坚定但不盲目的正确目标、娴熟却不失真诚的政治技巧，以及节制、谨慎却不保守怯懦的步骤，这一过程基本顺利没有出现严重反复是很难想象的。两德平稳统一的历程中，凝聚了整个西方的支持、苏联的克制与理解。这里包括东欧国家如波兰等有重大利害关系国家的协作，还包括东德统社党政权的识时务。当然，最重要的是两德人民的心声。可以说少了中间任何一个要素，两德统一都会变得困难重重。
两德统一不仅仅能够给世人以解决统一等历史遗留问题的经验，同时也给所有面临一般性民主化转型及其巩固问题的国家以正面的参考价值。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精英政治家在转型时刻，需要悲天悯人的灵魂气质，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它表现为追求和平与仁慈，而不是冲突与残忍。当各方会谈基本结束时，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描述当时各方会谈基本圆满结束时的心境，他说：我们的舆论会逐渐地、一步步地走向理解德国人民走统一道路的选择转变。我们不可能忘记过去。我们的每个家庭当年都遭到过不幸。但是我们必须面对欧洲，踏上与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合作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对加强欧洲以及全世界稳定的贡献。（《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德国纳粹时期官方法学家施密特有句政治哲学名言：“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奉行这种政治哲学，会无止境地不断发明敌人，无论他们是否获得武力的成功，最终都是要依靠发明敌人过日子。以创造敌人为己任的纳粹德国把世界带入地狱，也把自己劈成了两半；数十年后，历史再次给德国考验，而这回德国人选择了与上述相反的政治哲学原则，“政治的首要问题是仁者无敌”，联合所有可联合的，结束那些该结束的，化敌为友，一起走向和平与发展。
于是，这次德国人成功了。他们和许多成功的政治转型案例一样，再次证明了：政治是一项仁者的事业。
(关岭 编辑) 多维 2016-10-03 21: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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